香港青年，你為什麼不快樂？

2016年陸續公佈的多份有關“快樂指數”調查顯示，儘管GDP排名一向名列前茅，香港人的快樂程度卻在進一步倒退。比如，由聯合國主導進行的“世界快樂報告”顯示在全球156個國家地區中，香港位列第75位；而新加坡《聯合早報》調查顯示，今年港人快樂指數67.7為九年來最低，其中30歲以下受訪者快樂指數跌幅明顯，由69.3跌至63.8，為歷年最低。香港青年對港府施政、生活環境、公共醫療等方面滿意程度皆下降，形成對比的是：其他年齡組如30-49歲滿意度卻有所提升。以上這些數據不禁讓人思索：香港青年為什麼不快樂？

香港青年問題，應置於香港歷史與制度發展框架下思考，亦需兼顧中國內地及全球發展特質。香港青年經受的壓力與挫折並非其獨有，許多為全球性現象，但在迴歸祖國背景下，又藴含着其特殊性。*全球化背景下，新一代港青不僅面對本土人才競爭，更需面對全球競爭對手挑戰。*與上一代相比，社會向上流動性降低、昂貴自費教育與市場需求不匹配、受制於高低端服務業二元經濟結構、房價上漲置業困難、貧富兩極分化等困境加劇青年現實壓力，使他們對前景更為冷漠乃至悲觀。

更為重要的是，青年普遍對現實政治不滿，但無力扭轉局面，而後現代主義蔓延與互聯網新媒體相輔相成，使青年更加熱衷於以全新形式參與政治。後現代主義思潮反對權威，強調個人感受與喜好，承認並推崇多元、雜亂、對立的話語與價值。這些思潮搭載新媒體“自由參與”及“無中心”特質很快形成新的聚集於動員模式。

紐倫港（NYLONKONG）所指代的三個全球頂級金融中心紐約、倫敦、香港，從上世紀80年代起形成英美文化金融軸心，信仰經濟自由主義，成為一種世界羨慕的生活方式。但當這些城市的政治空間日益被強大跨國金融與房地產資本控制，對當地市民的責任意識降到最低時，不滿就興起了。紐約、倫敦與香港近年皆受到佔領運動等政治事件波及，其中青年人的參與程度極高，儘管具有不同的背景與因素，很大程度上反應出青年世代的不滿。

除全球化因素外，香港青年的不快樂與迷茫很大程度根植於香港問題的特殊性中。香港人心境變化在不同時代分別由《東方之珠》、《獅子山下》、《海闊天空》三首歌表達出，由自豪、自勉到現在的自憐。香港經濟發展相對停滯不前與內地經濟飛速發展形成鮮明對比，迴歸前香港GDP佔內地GDP25%而現在僅佔4%，過去香港人常慷慨接濟內地親戚；而現在，內地人蜂擁至港置業購物，內地青年就業前景亦好於香港青年，這些對比與角色轉換使港人尤其是青年喪失優越感，產生較強失落感。

另外，儘管香港青年大部分出生於迴歸後，理應不存在懷念港英政府統治、擁有殖民歷史記憶包袱，但部分青年卻繼承了上一代“大香港主義”的意識形態，加上港英政府在消解港人反殖民意識與民族意識上較為成功，迴歸後推行的國民教育與長輩所懷有的意識形態產生衝突，造成港青在身份認同上的迷茫與錯亂，“港獨”之聲乘勢興起。

*如果香港似台灣般放任“天然獨”在青年中蔓延，並在主流政治舞台上佔一席之地，稀釋中華民族共通情感，香港社會矛盾只會更加深重，青年世代的“快樂”更是無從談起。*本屆立法會新當選的兩名“青年新政”議員梁頌恆與遊蕙禎除打出“港獨”旗幟，甚至出口“支那”等侮辱性語彙，青年一代政治修為之差、素質低下震驚香港，讓支持者不免有“自己拆自己台”的悔不當初感。這也警示香港民眾尤其是青年理性思考：這些“港獨”青年議員具有參政議政的資質嗎？能代表自己嗎？以“泄憤”式抗爭是他們想要的“民主自由”嗎？這樣做能讓香港更民主，更有尊嚴嗎？這將會促使他們思考香港的前途出路，如何從實際出發，維護現有的民主環境與尊嚴。

（季伊昕，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研究實習員，海外網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