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美軍陷入燒錢戰爭 大炮打螞蟻貽害無窮

【環球網軍事11月29日報道】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11月14日發表題為《美軍真正的問題是用“大炮”打“螞蟻”》的文章，作者為托比亞斯·比格爾斯和斯科特·尼古拉斯·羅曼紐克，編譯如下：

高技術武器意味着更多的花費

在與不對稱威脅戰鬥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處在傾斜天平的哪一邊？通常而且幾乎是老生常談的情形是，我們把自己描述為優勢方——我們擁有技術，我們擁有裝備，我們擁有持續的開發能力。但是我們真的擁有實施此類高端、漫長、幾乎沒完沒了戰鬥的資金嗎？

看一下美國軍艦“梅森”號2016年10月在紅海的防禦行動。該艦對一次叛軍攻擊的應對迫使我們反思防禦措施所涉及的成本因素，以及我們如何通俗地詮釋戰爭和國家安全的成本。對也門叛軍攻擊進行的短短幾秒的抵擋令人不安地花去了美國海軍800萬美元。叛軍攻擊的成本為50萬美元，即不到“梅森”號軍艦應對成本的10%。

“梅森”號的例子表明，高技術戰爭(儘管從純軍事的角度來説無所不能)在更為宏觀的戰略背景下卻是一個有缺陷的選項。

在本文中，筆者將主張調整安全和防務討論的方式，把它們置於目的是進行21世紀高技術戰爭的語境之下。戰爭的非對稱性在作戰的物質成本方面從未有過更顯著的體現。

美國針對非國家武裝分子的21世紀戰爭似乎要求高技術的武器。它們包括進行快速和有效的運輸所必不可少工具、殺傷性和非殺傷性武器、作為士兵戰鬥制服一部分的個人裝備、“無人駕駛”或遙控設備、即時通信技術、機器人平台、全球監視與類似於“低成本成像末端導引頭”的儀器，以及改用非石油燃料。與這些必要武器和裝備相關的成本大得驚人。

智能技術武器裝備(即通常被與必要的“精密”特性、非致命元素或“綠色能源”含義相關聯的器具)是頗費金錢的。相比之下，非國家行為體(NSA)則沒有進行類似的預算削減、環境考慮或人權與條約要求的責任。非國家行為體(通常是叛亂和恐怖分子，或好戰的極端主義者)的攻擊和應對成本在費用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對於像美國和北約這樣的高技術國家和組織來説，這種高技術戰爭在經濟上正在變得日益缺乏可行性。

高昂花費將令軍事行動不可持續

國家必須考慮低技術攻擊與高技術防禦應對之間的反差。現在的情況是，高技術國家由於它們對軍事的偏愛以及對高技術戰爭文化的強烈迷戀，還沒有真正考慮低技術應對的選項。戰爭(抑或僅僅是安全)已經被擁有先進的高技術武器的國家所重構，變得成本高昂起來。相對於擁有廉價得多的武器系統的非對稱敵人，這將引出問題：如果非國家行為體採取高性價比手段攻擊西方，美國這樣的國家可以有什麼樣的應對選項？針對國家的高技術/高成本的安全或防禦措施的低技術/低成本攻擊的潛在後果是什麼？美國不大可能有能力持續進行這樣的戰爭。美國對“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每小時花掉美國納税人的錢遠大於60萬美元。到2016年下半年，美軍在阿富汗戰爭中軍事行動的花費為7500億美元，而在伊拉克為8190億美元，這些錢本可以撥給其他更為關鍵的軍事和非軍事(如民生工程)計劃的。

美國軍事行動(不管是進攻性的還是防禦性的)成本高昂，僅一枚中程或遠程亞音速巡航導彈(如“戰斧”導彈)就要花費大約150萬美元。一枚空對地AGM-114“地獄火”導彈需要大約11.5萬美元的高昂開支。被稱為“輕標槍”的肩扛式火箭的成本為每枚約15萬美元。一套APKWS-II先進精確殺傷武器系統的成本約為2.8萬美元。我們告別炸彈、擁抱精密制導彈藥和智能武器的行為通常是在沒有明確和連續考慮成本代價的事實的情況下采取的。“便宜”的激光制導武器身上的價籤會高達25萬美元。

我們將遭遇到一個類似於在幾十年花費數萬億美元發展各種各樣核武器(核動力飛機、核動力巡航導彈以及專門用來攻擊潛艇的ASTRO核魚雷)之後觀察到的衝突。在ASTRO核魚雷的案例中，使用這樣的魚雷將意味着同時毀滅目標以及發射魚雷的潛艇。

戰爭的出發點是在使自己受到儘可能少損害的情況下給敵人造成毀滅或破壞。在ASTRO核魚雷的案例中，這一邏輯將使我們失望，併成為今天在考慮設計和開發用於防禦和追擊像向造價昂貴的美國軍艦發射蹩腳老式火箭那樣叛軍的武器時的安全和防務邏輯的一種隱喻。美國軍艦要來花費過度高昂的代價來防止這種攻擊。

對手也在利用廉價的先進技術

有意思的是，我們揮別了在冷戰期間佔據我們思維的在防務問題上痴迷於數量的態度——這種思想顯然曾維護了我們的安全，現在卻為了抵禦新威脅而墮入了對質量的同樣痴迷，這些新威脅在技術上比不上我們在1945年至1991年間所遇到的任何威脅。

如果説我們正在走向日益自動化的戰爭，那麼我們應該擔心戰爭人力成本的潛在下降，以及由此引來的戰爭變得完全經濟化的可能性。軍事領導人擁有出色能力來制訂戰略，但是如果他們未能考慮經濟成本，那麼他們的戰略可能變得根本不可行和不可持續。社會在多大程度上願意容忍高度自動化並且主要靠金錢支持的戰爭呢？

非對稱衝突以及高技術行為體間的衝突就是這種情形。作戰(尤其是機器人的作戰)可能最終成為一種純粹的經濟事務，擁有能夠持續進行更長時間機器人戰爭的經濟資源的國家將獲勝。在這種情況下，未來作戰的非人性元素將不僅排除人員傷亡的概念，而且同樣開始描述一種截然不同的戰爭模板，或許甚至導致戰爭樣式的改變，從這一刻起戰爭可能完全成了經濟事務。這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刺激行動者試圖進行廉價的戰爭——尤其是針對受制於自己的高技術戰爭能力的行動者。

我們經常認為我們的軍事能力使得我們可以主宰戰場，以獲得全方位優勢和對敵人的包圍。通過轉向“無人操縱”系統或(小型)無人機，這樣的技術可能開啓一個戰爭新時代，其中擁有較少經濟潛力(不只是能力)的行動者可能抓住按對自己有利的方式擴大戰場空間的機會，即通過使用裝載了炸藥的簡單無人機。在此過程中，行動者將利用不同的渠道或新方法(對他們而言)來攻擊敵人。

這樣一種情形可能以“伊斯蘭國”派出攜帶炸彈的無人機攻擊庫爾德武裝，或是某個恐怖分子試圖操縱小型無人機撞擊美國國會山的橋段呈現。考慮這種對戰爭和技術的態度將如何發展將是合乎時宜的。

破天荒第一次，技術真的看起來青睞於那些擁有較少潛在的人，但卻反常地提供更多機會。總體而言，技術一直偏愛擁有資金從事戰爭和作戰相關的研究與發展的行動者，但是現在那些沒有資金的行動者在適當的時候也能受益。我們對戰爭再一次變得完全經濟化是否過於漫不經心？現在手段有限的行動者實際上擁有在自己的有限範圍之外發動襲擊的手段。

追求絕對的安全將意味着破產

這種情況曾在反恐戰爭相對靠後的時間點以及在徹底變化的戰爭的現代軍事全景及特點的背景下重創了美軍。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仍然全速走上了一條設法用巨型大炮打螞蟻的道路。我們傾向於以某種被我們自己忽視的方式堅持過度殺傷的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曾尋求通過向德國的卡塞爾、漢堡、德累斯頓、科隆和日本的鹿兒島、福岡、東京、橫濱等城市傾倒成千上萬噸炸彈來擊敗(我們所自稱的)民主與自由的敵人。

今天，我們利用昂貴的技術和武器過度殺傷敵人，我們錯誤地以為這些技術和武器是以便宜的代價生產出來的。美國用於抵抗現存威脅的支出與恐怖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花費存在明顯的反差。這就如同在槍炮市場上閒逛一樣簡單。在索馬里的槍支市場上，一把美國造M16步槍的通行價格是200美元，俄羅斯造AK-47的價格是400美元，弄到引發大範圍恐慌以及戰場內外人員傷亡所必需的小型武器就如同在跳蚤市場挑選二手衣服一樣——不要許可、沒有識別標誌、沒有文件，不需要背景調查：你只要選好武器、付款，就可以前去攻擊自己想攻擊的任何人。一套標準的自殺人彈背心只值150美元。

當代安全和防務的認知必須考慮叛軍發動攻擊的相應成本、當前經濟氛圍以及放棄購買一枚100萬到150萬美元的巡航導彈將能使美國和其他國家可以採購實現幾乎相同目標、但技術上不那麼先進的替代手段的觀念。

我們務必牢記，支持我們在沒有人員損失的情況下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打擊任何人和任務事物的能力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這並不是我們需要付出多少錢的問題，而是我們能夠負擔多長時間的問題。在這個問題，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有過英明的論斷：他曾聲稱“在尋找絕對安全的過程中我們將一無所獲地遭遇破產”。

有關國家安全和軍事效力的爭論不應完全在現存的框架內進行。還必須討論經濟的認知和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