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鐳：感受西方學術界的玻璃牆

記得8年前剛出國讀書時，我的三位導師在首次博士學業聯合指導會上諄諄教誨，無非是強調西方保障學術自由，在學術領域可不受任何限制地探究知識。起初，我也是一陣激動，以為真的到了學術“自由王國”。

然而，隨着時間推移和對西方社會認知的深化，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政治正確”的玻璃牆無處不在——看不見，卻能真實感受到，經常無法逾越，甚至發自內心地不敢逾越，即便在大學這樣的象牙塔。

記得有一次，我在一篇學術論文的草稿中寫到“美國黑人”時，我用了“Black Americans”。我的一位導師看了，特意打電話把我叫到辦公室，非常嚴肅地對我説：“以後不要這麼寫了，要寫非洲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s)”。雖然我很是不理解，且認為這也太小題大做了，但我看到導師年邁而嚴肅的面容時，我似乎意識到了什麼，遂用力地點了點頭。導師看到我的承諾，放心地笑了，自言自語道：“以後你會理解的”。後來，我的確理解了，“政治正確吧”。

還有一次，去旁聽一門課。講課老師在向同學們展示他對若干組學員學業情況多年的追蹤調查後，閃爍其詞地表示，白人學員成績明顯高於黑人學員成績，原因不明確，需要腦結構等其他學科的研究人員共同做進一步研究。但在隨後對亞裔學員成績為何高於白人學員成績作分析時，他卻很明確，並且很堅定將之歸因於亞裔學員的刻苦。我對其“高論”很是驚訝，但更驚訝於這羣白人學員這一所謂結論的“邏輯性”竟然毫無異議。這或許也是“雙重政治正確”吧。

最讓我刻骨銘心的，是向一份排名挺靠前的著名國際學刊的投稿經歷。我的觀點不同於學界主流觀點，因此引起三名匿名評審人較為強烈的質疑。在我作詳細解釋，並根據他們的建議，增加一些內容之後，其中兩名評審人表示接受，建議刊發。第三位評審人(事後得知是一位較為著名的美國主流學者)在我提交答辯，並且補引非常紮實的證據後，再也無法從學術角度提出否定意見。但他竟然給學刊編輯部發來電郵，抗議“像你們這樣著名的學術刊物，為什麼要發表這樣的文章!”我收到編輯部照轉的電郵，照例要求我給予解釋和回應。我很無語，也不知如何回覆，因為這已超出學術範圍。

我的文章最終發表了，因為三位評審人中有兩人開了“綠燈”。感覺很幸運，這份著名學術刊物的主辦者恰好是劍橋，而不是哈佛，或普林斯頓。相信我不是第一位有如此際遇的學者，但我衷心期盼自己是最後際遇“政治正確”的普通學者。(作者是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南海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