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以泛亞共同體建設推進全球治理

以創新性思維打造泛亞發展之盟

當代國際關係體系的基本框架和要素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作為300多年來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組成部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主權民族國家及相互關係，正在受到來自三個方向的嚴重衝擊:

一是歐盟的出現，國家讓渡部分國家主權組成超國家主體，雖然面臨多次反覆，包括英國脱歐，但仍代表一種趨勢。二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美式全球化開始退潮，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亂象頻出、難以為繼。三是以中國為代表的邊緣地帶國家崛起。邊緣地帶國家有可能成為新的中心卻又無意主導世界，美國之後無霸主，單一國家主導世界的歷史可能走向終結，世界進入多極化的歷史階段。這個“極”，不止是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極，而可能是區域共同體的極。

中國曾是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邊緣國家，也是當代國際關係-世界秩序的接受者。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中國提出“一帶一路”願景和打造“利益、命運、責任共同體”的構想，開始重新塑造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並由此對大國行為及關係產生重大影響，展現出未來國際關係的新趨勢。

以往的國際秩序都是圍繞國與國的關係來構建，而中國提倡的共同體即是基於國家，又是超越國家體系的新關係。它不是傳統意義上那種主要為了打仗、相互確保安全的“戰爭之盟”，而是着眼於互利合作的“發展之盟”。

幾百年來，主權民族國家一直是國際法框架下最大的共同體。如今的區域共同體超出國家範疇，又比所謂人類共同體具有可操作性。如果説歐盟主要是歐洲發達國家、單一基督教文明的共同體，那麼中國希望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的就是發展中國家、多文明的共同體。這為解決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存在的和平與發展問題提供了新路徑，在思想和實踐上都是重大創新。

從空間角度看，中國目前推進的共同體是一個“穿越非洲、環連亞歐”的泛亞共同體。它是傳統絲綢之路沿線的亞歐非國家以共同發展和安全為目標，通過合作建立彼此認同、互利共贏的區域性合作組織，因而也可稱為“絲綢之路共同體”。同主要着眼於防務的傳統盟國和只專注於經濟的自貿區不同，“絲路共同體”應是涵蓋多領域深度合作的發展之盟。它與歐共體亦不同，不謀求建立讓渡主權的法律框架，不設計不可逆的合作進程，不求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一律，而是要營造具有吸引力的區域大家庭氛圍，“大國仁而小國智”，建構起高效率產業鏈和統一的多層次市場，形成注重公平的價值鏈分配機制，保障共同安全、降低安全成本，建設全面、綜合、深入、持久的區域互利合作組織。

如何認識“泛亞共同體”的與眾不同

對此，我們可從五方面加以認識：一是泛亞共同體是人類共同體在當代的新嘗試。在不同生產力水平、不同文明背景、不同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曾出現過氏族、部落、城邦、王國與帝國、主權民族國家等多種多樣的人類共同體。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以主權民族國家作為世界體系的基本政治單元，主權國家被普遍確認為近現代人類社會最高層級的共同體。但民族國家追求主權至上和利益最大化的理念與行動，導致主要發生在歐洲的兩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家開始積極推進超越主權民族國家的共同體建設。這説明主權民族國家並非人類共同體發展的頂點，在全球化的大歷史背景下人類共同體還處於不斷發展和變化中。

二是泛亞共同體是基於發展中國家的合作組織。傳統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大多為發展中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屬於“邊緣地帶”。“絲路共同體”在本質上是發展中國家的合作組織，它為發展中國家通過互助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和共同安全提供了可行的新路徑。

三是泛亞共同體是“穿越非洲、環連亞歐”的開放性組織。絲路共同體不是排他性的盟國體系，而是通過自願合作趨於相互認同的超國家組織。泛亞共同體不是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大國、小國、窮國、富國一律平等，基本原則是共商、共建、共享。泛亞共同體中可包括許多次區域合作組織，如東盟、南盟、海合會、非盟，可涵蓋多領域合作框架，如上海合作組織、歐亞聯盟、亞信組織、亞投行等。

四是泛亞共同體是超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跨文明共同體。在絲綢之路歷史上，不同文明曾長期共存、相互包容、彼此合作。但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這些文明已呈現出嚴重矛盾，甚至走向嚴重衝突。絲路共同體是跨文明的社會綜合體，它的構建和發展有利於增進不同文明間的相互理解，緩解不同國家、民族及文明間的矛盾。它不求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統一，主張各種文明相互包容，各美其美，跳出基督教文明為主導的秩序架構，在多元文明基礎上構建區域合作新模式。

五是泛亞共同體是互動式的區域社會再造工程。絲路共同體是平等相處的國家間合作組織,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倡共同體國家與社會的相互影響、融合和再造，最終形成的共同體是多方協商、互動的結果。由於絲路區域的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文化差異巨大，共同體的建設過程將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是一個跨世紀的漸進過程。

構建超出主權民族國家之上的泛亞共同體，主要原因在於這是順應美式全球化體系正在瓦解的趨勢，對未來多極化世界的主動推進;是抵禦傳統西方盟國體系的壓力，擺脱發展中國家“邊緣”命運的組織化方式;是中國實現現代化，完成國家、民族復興的重要路徑。推進泛亞共同體建設，通過組織化的方式塑造可持續發展的區域環境，為實現中國復興創造條件，為改善全球治理奠定基礎。中國現在要做的是確定自身戰略和目標，這樣才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