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傳穎：支付寶“圈子”捅了社會責任“婁子”

僅僅兩天時間，新上線的支付寶“校園日記”和“白領日記”等“圈子”就因涉大尺度照片，迫於輿論壓力關閉，支付寶母公司螞蟻金服的董事長彭蕾也公開道歉。

支付寶的這兩個應用實際上是基於幾億的用户數量和建立在其之上的徵信體系。這個信用體系通過對幾億消費者個人信息的收集，並且通過一定的算法給個人信用進行評級和打分。

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個人信用評級只能由政府來做。但現在大型的互聯網公司已經具備與政府同等甚至更強的個人信息收集能力。互聯網企業可以用這種能力來回饋社會，幫助建設社會誠信體系。如支付寶用户可以用“螞蟻信用”來貸款、撮合交易，甚至是辦理簽證事務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用這次公共資源進行商業開發。

單純從事件的商業邏輯來看，支付寶做的非常成功。一個新的應用推出，短時間內就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兩個應用的使用量在24小時內都突破了千萬級。

可社會的反應卻超出了商業的層面，也遠遠超出了支付寶的預期。

這件事背後反映了一個重要問題，互聯網大型企業如何將商業邏輯與社會利益兼容到一起，而不是僅僅從商業創新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如同彭蕾在道歉信中反思的那樣，支付寶是如何從一個“你敢付我敢賠”，甚至是讓“天下無賊”的創新、責任和擔當變成了今天被冠以各種污名。

問題在於，支付寶以及其他大型互聯網企業已經不再單純是一個商業平台，事實上承擔了很多公共服務和監管的職能。這些企業受益於這種壟斷性的角色，但卻沒有把自己的社會責任真正的當一回事情。由於支付寶這次沒有對社會影響和社會責任做廣泛評估，單純從商業邏輯出發行事，受到了社會的廣泛批評。

“圈子事件”給大型互聯網企業提了一個醒，當受益於壟斷性地位的同時，就應該把公共利益放在與商業利益同等重要的地位。

“圈子事件”在激起輿論反彈的同時，未嘗不值得社會反思。從互聯網企業越來越多的從事個人信息收集以來，多數消費者並沒有形成相關風險意識，而是視之當然。這次事件，也是給公眾提的一個醒。

另一方面，還可以對此次事件中的信用評級做一個深入的思考。支付寶給出的750分的門檻已經對這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產生深遠影響。為了達到750分，用户的生活習慣就會受到支付寶評分的算法的規制。比如，人脈關係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大家都會去結交那些有錢和有地位的人。再比如，通過支付寶繳納水電氣的費用會增加信用指數，大家都會拋棄以往的習慣，統統通過支付寶來支付賬單。算法的背後是對用户行為的規制，從而引起生活倫理和商業倫理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加以重視，將會成為重要的社會性問題。

所以，大型互聯網企業應當慎用自己積累的公共資源進行商業開發。從最低要求出發，至少應當學習如何去進行企業社會責任和公共利益的評估。加大企業內部對這方面的投入，讓更多有法律、公共管理、社會學背景的員工參與到產品開發的流程當中。同時，企業也可以加強與智庫和研究機構的合作，藉助外部專家的力量來合理評估產品的社會影響。(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