輟學少年需要更多“制度補血”

“常熟童工”引發廣泛關注。“不上學，就打工”，越往鄉鎮走，輟學情況就越嚴重。為了減少學生輟學，貴州當地的教育部門給學校下達了控輟保學的任務，每當班上有學生輟學時，班主任都會去學生家裏反覆做工作，但收效甚微。（11月30日《北京青年報》）

在留守兒童看得見的前台裏，返鄉打工者衣着光鮮、出手大方，儼然一副成功者的模樣；在留守兒童看不見的幕後，輟學少年在工業生產的流水線上承受着繁重、乏味的工作甚至遭受打罵。對讀書沒有足夠興趣和信心的留守兒童，對“知識改變命運”缺乏價值認同；他們憧憬和嚮往着那個由網絡和傳聞建構的想象世界，一個充滿機會和資源的美好世界。

輟學少年層出不窮的背後，是區域之間、城鄉之間教育失衡導致“讀書無用論”在鄉土社會的蔓延。對於農家子弟來説，通常只有打工和讀書兩條出路。由於城鄉之間教育資源的不均衡配置，導致農家子弟接受的教育質量並不高，即使能夠讀到大學，大多數農家子弟也難以進入重點大學，通常也難以找到好工作。激烈的教育競爭，在本質上也是一個家庭綜合實力的比拼；課堂上缺乏優質的教育資源，課堂外也上不起昂貴的培訓班，“隔代寄養”的爺爺奶奶也沒有能力輔導他們學習、做作業，留守兒童學習上“掉隊”甚至過早從教育競爭中出局，成為一種無奈的處境。

讀高中、上大學尤其是就讀一些三本院校，對於農村家庭來説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收益卻達不到他們的預期；與之相比，“不上學，就打工”的成本小得多，收益並不見得比那些農村大學生差。輟學打工能夠迅速地改變這些農家子弟的生存狀態，哪怕只是微乎其微的改變；對於他們來説，“讀書夢”要麼遙不可及，要麼太過沉重，要麼充滿了太多風險和不確定性。輟學打工作為一種“保守的策略”，隱伏着厚重的利益算計與風險評估。

畢業生在求職過程中，熟人圈子的社會資本深刻影響就業質量。那些缺乏依靠的農家子弟，在求職的過程中得不到有效的庇護和關照。對於農村大學生來説，城市融入依然面臨着巨大的壓力；當“知識改變命運”的顯示度下降、週期性延長，那些迫切想從鄉村走出去的農家子弟，早已 “等不及”、“拖不起”了。

消減童工，最根本的辦法就是控制輟學率。豐富鄉村教育的內核、促進教育均衡，給予農家子弟更多的“弱勢補償”，讓機會公平更多地走進現實，在招生、求職、城市融入等方面給予他們更多的“制度補血”，只有讓教育這盞希望之燈更加明亮，才能提振農家子弟對“讀書有用論”的價值認同。（楊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