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網約車的“安全進化論”

12月2日是全國交通安全日，滴滴出行於當日宣佈“獵鷹滴滴現場保障計劃”上線。首個落地城市為南京，明年將在30多個城市推廣。當事故發生後，代號“獵鷹”的現場調查員將通過平台派單的形式，在最短時間內抵達事故現場，提供現場勘查指導，及時處理交通事故、人傷處理，解決司乘衝突等。（12月3日深圳商報）

在網約車艱難轉正、涅槃重生的關鍵當口，以滴滴為代表的網約車平台在“安全課”上做文章，確實是個值得稱道的“加分項”。

坦白説，安全問題，似乎被渲染成了網約車的“軟肋”。網約車平台的聚集效應、新事物效應，讓相關事件更容易被髮酵、被曝光。各種網約車個案與網約車標籤粘合在一道，颳起了輿論場標籤式思維的旋風。結果呢，屬地版的網約車徵求意見稿裏，基本無一例外地以“安全保障”為旗，掄起嚴苛准入的砍刀。比如要求網約車越新越好、乃至新到極致。

平心而論，粗放生長的網約車確實存在安全隱患。不過，安全風險當分為兩類：一是你有我有大家有的概率風險。比如殺人搶劫，別説網約車，傳統出租車充當的恐怕片道具，亦不算少見。至於“在運行中存在不繫安全帶、開車打電話、玩手機搶紅包”等網約車司機安全意識差的説辭，估計但凡“司機”都通存通兑。二是靠制度可以制衡的逐利風險。網約車跑在路上，又沒有孫悟空的法術護佑，自然也會剮蹭、會拋錨、會碰撞，但這些事故，只要引入商業保險機制、健全賠付保障機制，那麼，在事故調處中未必會比傳統出租車出事更被動。“獵鷹計劃”的野心，大概就在於此，用滴滴的話説：調查員的職責不單侷限在事故現場勘查指導，可能還會包括司乘急救、道路救援、住院探視、特殊人羣保護等方面。

11月30日下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公開發布《涉App出行平台交通事故案件調研報告》。數據令人瞠目：因為2015年海淀法院受理涉APP出行平台的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僅有1件，2016年受理此類案件也才“達到6件”。這固然與網約車合法化的進程有關，不過，數字顯然從某個層面對危言聳聽的網約車安全原罪説，做了最有力的歸謬。其實，更長遠地看，按照訂單事故比例來推算的話，網約車或比傳統出租車更“安全”也説不定。

説這些的意思，倒不是説網約車就是開往春天的鋼鐵俠。而是須看到如實的兩個層面：第一，網約車安全，要一分為二。不能把網約車上出的事兒，統統扔進“網約車安全問題”籃子裏。第二，網約車在尚未徹底合法化之前，其“小媳婦”身份註定了在安全進化上有着天然的敏感與警惕。比如今年6月起，滴滴陸續升級推廣了“三證驗真”、“號碼保護”、“人像認證”、“行程分享”、“司乘平台意外綜合險”、“先行墊付”等功能，乃至還承擔起了推廣安全教育和安全公益的工作。這些努力，往大處説是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往小處説，其實也是對公共關切的網約車安全議題的正面回應。傳統出租車，會見賢思齊嗎？

當然，共享經濟面前，誰也不是“老司機”。寬容網約車平台的發展，看得見其苦心孤詣的“安全進化論”，起碼公共政策在常態作為的時候，不至厚此薄彼。網約車也好，支付寶也罷，乃至眼下的共享單車，沒有人是“一夜長大”的。秉持發展的眼光，多點信任與支持，多些鼓勵與引導，更裨益公共利益，更契合多贏格局。（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