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批特朗普接蔡英文電話，卡斯特羅的意義

（原標題：國際思想週報｜美媒批特朗普接蔡英文電話，卡斯特羅的意義）

美媒批評特朗普接蔡英文電話：特朗普的問題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什麼，而他身邊圍着的一羣人，恰恰知道什麼是他不知道的

特朗普

12月3日，《紐約客》刊發了Evan Osnos的《特朗普與台灣通話背後的真實風險》（The Real Risk Behind Trump s Taiwan Call），批評特朗普接聽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的電話。

文章開篇説，如果你在外交領域工作，你會知道，一場極其突發的事件，往往要麼是有人有意為之，要麼就是有人能力不及所致（result of intent or incompetence）。你也會知道，一些乍看起來是有意為之的，其實恰恰是無能導致的。而在特朗普時代，我們可能需要第三個範疇——利用（exploitation）：它囊括了前述的兩個方面。

上週五，在特朗普首次半官方的外交行為中，他在敏感的亞洲地區燃起了煙火：他接聽了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的電話，打破了美國三十七年來的外交實踐。尚不清楚的是，這件事情在多大程度上是他意欲改變地緣政治的行動，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他無能的即興行為。但無論如何，他的所作所為都十分危險。——自里根總統以來，美國曆任總統都有意避免與台灣地區領導人直接對話，因為美國官方只承認北京政府。

文章説，在特朗普當選後，他與不少外國領導人通了話，但他始終沒有就此諮詢過美國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上週三，他告訴巴基斯坦總統，他會竭盡所能地幫助對方，但事實上，美國的利益在印度，在阿富汗，在巴基斯坦的對立面。打個比方的話，這就像沒有問過資產的價值、交易的代價、先前合作的條款，便開始談判交涉了。

儘管美國也有一小撮保守的亞洲專家對特朗普與台灣通話歡欣鼓舞，認為這可以試探大陸的底線，但絕大多數專家的反應都是負面的。當特朗普發現他的舉動被人嘲笑時，他在推特上解釋道：台灣方面打電話給他，祝賀他勝選。《紐約客》的文章認為，如果特朗普想暗示台灣的來電只是一個意外，那他不是在撒謊就是被誤導了。早先就有台灣媒體報道，這通電話是被“安排好”的。報道稱，是特朗普所謂的親台幕僚牽的線，搭的橋。而事後越發明朗的是，特朗普可能是受人操縱，做了他原本不完全理解的事情。

《紐約客》的文章還提供了一個信息，為該事件又添一層疑雲。據説，特朗普及其家族目前正試圖贏得台灣一座城市的賺錢的合同。9月，特朗普集團的代表訪問了桃園，表達了對該市航空城項目（旨在使桃園成為東亞交通樞紐的大規模城市開發項目）的興趣。難道特朗普打破了近四十年的外交慣例，只是為了讓他的家族業務嚐點甜頭？當然，他的支持者否定了這個説法。

文章認為，這一破壞穩定的事件體現出即將到來的總統任期的不穩定性和不可預測性。在這個意義上，這通電話意味着，作為總統的特朗普將在很大程度上與作為候選人的特朗普別無二致。特朗普已經顯示出，在一些他無法理解的議題上極易被利用。他身邊圍繞着許多意識形態上頗為執着的顧問，一旦出現這樣的機會，他們必然會為自己所用。

一位特朗普諮詢過的前共和黨白宮官員曾指出：特朗普的問題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什麼。但這或許只是問題的一半，問題的另一半是，他身邊圍着一羣人，他們知道什麼是他不知道的。自從當選以後，特朗普總是避免接收情報簡報，這不禁讓人想起2001年的最初幾個月，喬治·布什忽視了關於奧薩馬·本·拉登的警告。

誰把菲德爾·卡斯特羅推向了社會主義陣營？

卡斯特羅

近日，Verso出版社博客刊發了英籍巴基斯坦裔作家、製片人、《新左派評論》編委會成員塔裏克·阿里討論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文章。

文章説：1953年1月26日，一位憤怒的青年律師菲德爾·卡斯特羅率領一小夥武裝分子試圖奪取古巴東方省聖地亞哥的蒙卡達兵營。大多數參與行動的游擊隊員慘遭殺害，卡斯特羅被送上了審判台。在為自己辯護時，卡斯特羅出口成章，引經據典，巴爾扎克和盧梭的句子不絕於耳，他最後説道：“判決我吧！沒有關係。歷史將宣判我無罪。”這次演説既讓他“臭名昭著”，又讓他深得人心（notoriety and popularity）。

卡斯特羅於1954年被赦，他離開了古巴島，來到墨西哥開始組織抵抗運動。一段時間內，他住在曾屬於墨西哥傳奇革命家埃米利亞諾·薩帕塔的莊園。1956年11月末，包括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在內的八十二人擠在一艘名為格拉瑪號的小船上，自墨西哥起航，前往古巴東方省馬埃斯特臘山那難以進入的林丘。他們登陸後遭到了巴蒂斯塔政府軍的伏擊，十二名生還者抵達馬埃斯特臘山，開始了游擊戰。卡斯特羅和他的戰友獲得了一個由學生、工人、公職人員組成的強大城市網絡的支持，該網絡成為了七二六運動的中堅力量。1958年，游擊隊開始從山地走向平原：由菲德爾領導的一支縱隊開始攻佔東方省的城鎮，切·格瓦拉的非正規軍則如暴風驟雨般奪取了古巴中部城市聖克拉拉。此後，巴蒂斯塔和他的小集團（Mafia）逃離了古巴島，而叛軍——如今被稱為解放者穿過古巴島，進入哈瓦那。革命的受歡迎程度人所共見。卡斯特羅的勝利震驚了整個美洲。很快人們就清楚地意識到，這不是什麼普通的事件。《第一個哈瓦那宣言》（First Declaration of Havana）打消了一切關於革命意圖的疑問：卡斯特羅在革命廣場，當着一百萬人的面，公開宣佈古巴完全獨立於美國。華盛頓作出了憤怒而倉促的反應，試圖把新生政權與美洲大陸的其他地方隔離開來。這引起了古巴領導層的激進回應，它決定把所有美國擁有的產業國有化，不予任何補償。三個月後，1961年10月13日，美國與古巴斷絕了外交關係，隨後，美國武裝了佛羅里達的古巴流亡者，在豬灣附近發動了對古巴島的侵略。侵略失敗了。於是，肯尼迪總統實施了全面的經濟封鎖，把古巴人往莫斯科的方向推。1962年2月4日，《第二個哈瓦那宣言》（Second Declaration of Havana）譴責了美國在南美的軍事存在，並呼籲整個南美大陸的解放。四十年後，卡斯特羅解釋了這兩份宣言的必要性：

在革命開始的時候……我們發表了兩份宣言，我們稱之為《第一個哈瓦那宣言》和《第二個哈瓦那宣言》。都是在革命廣場的超過人百萬人的集會期間。我們用這些宣言來回應美國策劃的各種反對古巴、反對拉美的計劃——因為美國迫使每個拉美國家和古巴斷交……[這些宣言]指出，如果存在和平的公民（civic）鬥爭的法律和憲法條件的話，就不該採取武裝鬥爭。這是我們關於拉美的觀點……

當游擊隊員在馬埃斯特臘山活動的時候，革命方向尚未明朗——即便對卡斯特羅也是如此。直到這個時候，他都不是個社會主義者，他和正式的古巴共產黨的關係常常十分緊張。正是這個聒噪且咄咄逼人的北方鄰居的反應幫助卡斯特羅決定了革命的方向。由此產生的結果是複雜的。政治上，對蘇聯的依賴導致了對蘇聯體制和與此相關的一切的模仿。社會上，古巴革命創造了一整套教育和公共醫療服務系統，新自由主義世界的不少國家對此都欽羨不已。歷史將是最終的裁判，但廣大拉美人民已經把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名字和玻利瓦爾、聖馬丁、蘇克雷、何塞·馬蒂一道，鐫刻在那個偉大的解放者之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