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和台灣學者多角度研究南海“天書”
讀不盡，我們的更路簿
多學科多角度研究南海“天書”
文海南日報記者 徐晗溪
南海循史
“我們最早是在整理南海諸島地名資料時，逐漸開始瞭解並研究《更路簿》的。”提及與《更路簿》的緣分，海南大學教授周偉民坦言，較早一批《更路簿》研究者大多是從地名學、歷史學的角度去解讀。
11月19日，在“更路簿”暨第二屆海洋文化研討會上，當看到一些學者開始從航海史學、國際法、人文傳播學等多學科多角度研讀《更路簿》時，一些老學者耳目一新，與會的台灣學者也不禁感慨——“沒想到對《更路簿》的研究已經深入到如此程度。”
《更路簿》動畫片場景。
論劍博鰲
學者百家爭鳴各顯神通
關於《更路簿》的定義，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便各有説法，諸如南海漁民的“指南針”“護身符”“航行指南”“航海手冊”“航海日誌”“南海百科全書”“南海天書”等，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11月19日，省內外百餘名專家學者共聚博鰲潭門小鎮，一起從各自研究領域探討如何理解《更路簿》。除了常見的歷史學角度，地理學家探討了古代南海地圖的價值和意義，探討了南海的季風和海流規律；宗教學專家探討了古代的南海海神信仰文化，如108兄弟公信仰、泉州通遠王信仰等；信息和新聞專業的專家探討了《更路簿》的數字化應用和南海海洋文化媒介傳播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專家們探討了海南臨高古代造船技藝、《更路簿》的保護與傳承、疍家民俗文化；學者鄭慶楊和楊衞平還從海南方言的視角探討了海南漁民對於南海島礁的命名來歷等。
絕大多數學者都認同更路簿“是海南島漁民在西南沙羣島進行生產活動的航海指南”這一觀點。既是航海指南，大連海事大學航海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孫光圻便從航海史學角度，分析海南《更路簿》的定位、內涵和外延以及研究方略。在他看來，《更路簿》是具有典型意義的古代航路指南，南海《更路簿》就是古代南海航行的《航路指南》。孫光圻認為從學科序列角度來講，它首先應屬於交通運輸學的航海學範疇。他建議將《更路簿》定位在航海學範疇，卻也認可《更路簿》的外延廣泛，能與經濟學、政治學、海洋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緊密相聯。
而當大家看到海南大學教授張軍軍設計的《更路簿》動畫片人設與場景時，一瞬間便能感受到多學科多角度研究《更路簿》的時代已然到來。
哩哩美民歌、疍家鹹水歌、漁女的傳統服裝……海南漁民長期以海為生，形成趕海節、開漁節等獨特的民俗活動，這不僅構成海南島上一條獨特的民俗文化風景線，從影視傳播學的角度，還可以將這些文化資源深挖、整理、記錄、研究、傳承，進行數字化集羣建設。
張軍軍稱，以“海南漁民文化”作為創作脈絡，建立“海南漁民文化多媒體資源庫”，可將以《更路簿》為主題的動畫片等研究成果上傳至互聯網，不僅方便讀者觀看和閲讀，還能加快更路簿文化的國際性傳播。
《更路簿》可待挖掘的價值還很多。海南日報記者 宋國強 攝
開拓創新
不忘總結前人研究成果
雖然《更路簿》研究已成“顯學”，但作為國內較早一批研究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研究所黨委書記李國強認為，想要深度解讀《更路簿》，不僅僅在於角度多樣，更需注重深度。
他直言，從上世紀70年代《更路簿》手抄本被呈現於世至今，學術界的研究已經走過40多個年頭，學界不能為了迎合熱點，就做一些低水平重複的研究工作。
對於《更路簿》的研究，國內早有學者，如韓振華、劉南威、曾昭璇等老先生，並取得一定的成果。“我們現在老談新成果，難道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們都研究透了嗎？”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韓振華等學者早已提出“《水路簿》不但是一部漁業生產用的航海針經書，還是一部關於西、南沙羣島的專門性著作”等觀點。並且進一步指出：各種抄本的《更路簿》所記載的航海針位和更數基本上是正確的，它是海南島漁民祖輩在西南沙羣島等地通過航行實踐，遺留下來的經驗總結。
曾昭璇還將《更路簿》分為漁民《更路簿》和航海《更路簿》兩種，認為他所見11種《更路簿》皆為清代漁民《更路簿》，還明確指出，“漁民《更路簿》和航海《更路簿》有明顯不同。漁民本是隻抄下本船需要的海洋知識(如潮汐)和更路，而不是整本抄錄，如牽星、山嶼、港口、水深等。”
“現在許多所謂的創新，其實都是過去的‘老成果’。”李國強認為做學問還是要甘於坐冷板凳，必須從理論研究本身出發，遵循學術規律、潛心開展研究、實事求是地發表觀點。在他看來，《更路簿》植根於南海、依託於南海，幾乎沒有哪一種歷史現象與南海聯繫得如此緊密。
“從一定意義上而言，缺失《更路簿》，南海海洋文化將是不完整的。”李國強將《更路簿》視為南海海洋文化中最為華麗的篇章，並展望道：“在下一步的研究中，相關專家學者不妨將視線放低、放寬、放遠，勇於開拓、創新思路，把《更路簿》研究不斷引向深入，不斷結出豐碩成果。”
羅盤陪伴許多老船長行船南海。海南日報記者 宋國強 攝
恰逢其時
海南學者述學立著擔重任
研討會上，以李國強為代表的專家指出：從總體上來看，我們對《更路簿》的認識水平還不高，許多深層次問題還亟待破解，《更路簿》的潛在學術價值和在維護我南海海洋權益中的功能性作用，還需要不斷挖掘、不斷提升。
研討會上，廈門大學歷史學系周運中首次公佈一些新史料，幫助我們確鑿無疑地證明古代中國人是南海諸島的唯一主人，最遲在清代就有中國人每年定期到南海諸島從事捕魚、養雞、種薯、建廟等活動；海南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秋雲等則通過對《更路簿》的介紹，進而將《更路簿》體現的南海漁業行為習慣、歷史和漁業權形成史演進過程進行描述，從而在邏輯上論證《更路簿》對歷史性捕魚權的證成，以期漁民漁業權保護提供理論上和法律上的支持。
與會專家認為，《更路簿》作為我國南海歷史證據鏈中具有獨特意義的實物證據，研究方向應為維護國家應有之權益的志向而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從這個角度來看，在《更路簿》研究方興未艾之際，海南大學率先成立《更路簿》研究中心，並牽頭組織本次研討會，可謂恰逢其時。“中心的成立合乎《更路簿》研究特有的學術規律，順應南海問題理論研究專業化、精細化的發展趨勢，適應我國南海維權的總體要求和方向，也體現出海南大學責無旁貸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李國強説，中國邊疆研究所將進一步加強與海南大學《更路簿》研究中心的良好協作關係，加大合作與交流力度，並以此為契機，不斷深化與海南專家學者的協同和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