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歐洲格局可用戰國時代縱橫捭闔思路觀察

【環球網軍事12月8日報道】繼《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之後，作者王偉將他獨特的視角放回中國。據悉，北京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看懂中國格局的第一本書》，細數從諸侯爭霸到秦帝國統一中國的歷史事件，以大歷史觀、戰略思維的角度，分析地方諸侯國之間的微妙博弈、秦統一六國以及秦帝國的建立，為讀者呈現一部精彩絕倫的歷史大戲。環球網軍事節選該書部分文字，以饗讀者。

如果從地緣政治的視角來看，我們可能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近現代的歐洲與2000多年以前的中國相對比，就戰略態勢而言其實並沒太多區別——換句話説，多看一看現在關於歐洲國家間的國際新聞，你就能對2000多年前春秋戰國時代的政治生態有一個感性的認識。當然，反過來説，如果你在看如今歐洲的某些問題時，用戰國時代“縱橫捭闔”的思路去看，其實也更容易理解。

我們不妨對比一下：

1.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大陸地區已經存在一個相對統一的文明疆域，列國的基本價值觀並無根本性不同;語言、文字雖然有差異，但根源都是相同的，差別遠沒有中文和英文那麼大(因為各國語言、文字差別有限，所以後來秦統一天下文字，其實對當時的人來説並沒有太多不便)。而歐洲國家同樣均屬於基督教文化圈;文字、語言雖然種類很多，但大致跑不出拉丁、日耳曼、斯拉夫三個語系，所以歐洲國家很多人動輒會兩三門語言，其實這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困難。

2.在統一的文化疆域之下存在着眾多獨立的諸侯國，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齊、楚、燕、韓、趙、魏、秦……它們都擁有各自獨立的政治、經濟以及法律體系。而歐洲自然無須多言，現代它們都是主權國家。

3.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個諸侯國在統一的文明疆域之中，隨着時間的推移，都逐步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質。譬如楚文化帶有明顯的貴族共和的色彩，齊國有着濃厚的商業文化色彩，而趙國則明顯受到草原民族文化的影響……上千年的演進，同樣使得歐洲在基督教文明圈之內，形成了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三個亞文明圈。不同國家同樣形成了不同的民風，以至於誇張到如今一提到法國人就是浪漫，一提到德國人就是嚴謹，一提到意大利人就是散漫……

4.春秋戰國時代，人們對於“國家”的忠誠度其實是比較有限的，無論是貴族、士人還是百姓，如果感覺到本國環境讓自己不舒服，那大可以一走了之，並沒有什麼道義上的問題。譬如孫臏、吳起、衞鞅、張儀、甘茂、李斯等等，皆是如此。比如：孫臏是齊人卻曾侍魏國;吳起是衞國人，先後在魯、魏、楚任職;衞鞅是衞國人，先去魏後去秦;張儀是魏國人，卻做了秦國丞相，晚年又做過魏國的丞相;甘茂、李斯都是楚人，任職則是在秦國。更極端的，有伍子胥為報家仇助吳滅楚的例子(伍子胥本是楚人)。現在的歐洲國家同樣如此，歐洲國家間的《申根協議》就是為了方便成員國的國民可以自由往來。演“大鼻子情聖”的傑拉爾•德帕迪約感覺法國税負太重，立馬加入俄羅斯國籍……

5.周王室衰微以後，作為主流價值觀的周禮開始崩潰，也就是所謂的禮崩樂壞，隨之而來的，則是新思想的集中大爆發——“百家爭鳴”。而在中世紀的歐洲，黑死病和來自東方的“上帝之鞭”同樣重創了教廷的權威性，緊隨其後的便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啓蒙運動”。再往後近代歐洲成了各種“主義”和思想家最集中的孵化園，譬如我們所知道的馬克思、恩格斯、尼采、康德……

6.“大一統”始終是春秋戰國政治格局發展的大方向，不單單是秦，列國其實都是把一統天下作為自己的終極目標，即便是以破壞者身份出現的項羽，其最終目標也是奔着一統天下去的。同樣的，統一也是歐洲國家歷朝歷代的追求目標，否則也就不會有英法百年戰爭，不會有拿破崙，更不會有兩次世界大戰了。如今的法德牽頭建立歐盟，發行歐元，其實同樣是在企圖以一種和平的形式來謀求歐洲的統一。

再進一步去看，你會發現近現代的德國所面臨的地緣困局，和2000多年前的魏國幾乎別無二致：在中世紀的歐洲，“超級大國”法蘭克王國的解體最終產生了現在的法、德、意三國。而在中國春秋晚期，三家分晉產生了韓、趙、魏三國。德國所處的地形，北部地處北德平原，南部處於阿爾卑斯山脈邊緣地區，總體而言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的地形。在它的西南方，是和它打了上百年的法國;東方是曾經差點被它滅國，最終把它一分為二的俄羅斯(蘇聯);西方隔着北海(大西洋東北部)，是數百年來始終在攪和歐洲大陸的英國……

戰國時代的魏國，面臨的局面和後世的德國基本沒有區別，戰國初期，除了燕國，其餘五大戰國都與魏國接壤——也就是説魏國被圍在中間了：西部是秦，南部是韓、楚，北邊是趙，東邊是齊。

歐洲歷史上，兩次世界大戰幾乎是按照同一個“劇本”走的，都是由德國最先主動挑起，都是先攻法，後攻俄(蘇聯)，最後又都是以德國慘敗而告終。德國所處的位置決定了東西兩線作戰是它揮之不去的問題，西線要防英、法，東線要防俄(蘇聯)。從純軍事角度説，兩次世界大戰德軍最大的失敗都在於兩線作戰導致消耗過大，國力難以為繼。

從德國這種近乎悲劇的地緣宿命中，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在2000多年以前，曾經最強大的魏國在魏惠王一代就迅速衰落成二流乃至三流國家。魏國所處的地緣環境，強盛時縱然可以四面出擊，可只要力量稍有不濟，就會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麻煩，最終的結果只能是疲於應付，最終讓自己精疲力竭。後來直接導致魏國衰敗的桂陵、馬陵兩戰，本質上都同樣是兩線作戰的問題。

當然，歷史並非沒有一丁點轉機。戰國初期魏國的強大，一半是因為它繼承了晉的優質資產，另一半原因則是因為李悝變法給魏國帶來的先發優勢——魏國是戰國時代最先大規模變法的國家。如果在巔峯時期，魏國將國力優勢轉化為地緣優勢，那麼後面的歷史或許就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如何理解這段話呢？這得需要一張中國地圖來説話。

某種意義上説，治國首先是一門研究如何“花錢”的學問，其次才是研究如何“賺錢”——就好比一個人突然有了一筆橫財，如果只是買一堆奢侈品、吃喝玩樂，那麼富就會變成腐，人也就毀了，而如果能夠置辦一份產業，則可以保證世世代代地富下去。在戰國時代，一個諸侯國要置辦的“產業”，那就是開疆拓土。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你要打哪兒？

從歷史上説，那時華夏地區最富庶也是最關鍵的地方首推中原地區，差不多就是如今河南省這一片。從水、熱條件來説，這裏要優於更靠西北的山西(韓、趙、魏三國的核心地帶)、陝西(秦);從地利説，這裏居於華夏中心且地勢平坦，是各地商品的集散之處，戰時以這裏為前進基地，東西南北各個方向都可以快速到達，夏、商兩朝皆定都於此。

在各個諸侯國眼中，中原就如同一鼎鮮美無比的熱湯一樣。韓、趙、魏三國在內政穩定之後無一例外都將目光投向了中原，而為了能夠更方便地指揮作戰並且縮短後勤補給線，三國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向中原方向遷都：趙國國都從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遷至中牟(今河南省鄭州市)，後因擔心北方匈奴，遷都至邯鄲(今河北省邯鄲市)，這裏我們看到，國都距離前線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遠，太近會導致缺乏戰略縱深，太遠又會導致指揮不暢;韓國在滅了鄭國之後，將國都從陽翟(今河南省許昌市禹州)遷至鄭國都城新鄭(今河南省鄭州市新鄭);魏國則把國都從安邑(今山西省夏縣)遷至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市)。

不得不説，從全局來看，這三國的戰略決策其實都是不明智的。一鼎熱湯擺在面前，要喝到它就得有湯勺、湯碗，什麼傢什都沒有，自己反倒跳進了鼎裏，不但喝不到湯，反倒會把自己給煮了——中原地區是交通樞紐，去哪裏都方便，而反過來説那裏也就是四戰之地，你打別人方便，別人從任何方向打你同樣方便。後來魏國伐趙包圍邯鄲，伐韓包圍新鄭，齊國攪局兩次圍攻大梁，我們發現不管誰攻誰守，進攻方每次都是很輕鬆就打到了對方的國都城下，問題就出在這裏。韓、趙、魏三國忙不迭地遷都中原，其實都是急功近利，為了搶“湯”喝，自己跳進了中原這個“大鼎”之中。

那麼魏國的“湯勺”在哪兒呢？在它的西面——處於關隴地區的秦，在戰國初期是最弱小的一國，那裏人丁稀少，民風蠻荒，文化落後，物產貧瘠，看上去一點油水也沒有，但是從地緣上看，關隴歷來卻有形勝之地的説法，只要扼守住函谷關、武關等關隘，崤山就可以給那裏提供堅固的地理屏障，崤山以西的關中平原土地肥沃，且地勢平坦，比之三晉的“表裏山河”更適合集權管理。對魏國來講，秦地不只意味着戰略縱深，甚至可以是一塊比魏國故地更合適的根據地——1000多年以後，李唐王朝的建立正是先從山西晉陽(原來趙國的舊都)起兵，向西攻佔長安，在關隴穩固根基之後，才東出進攻洛陽，取得中原進而一統天下。

然而在戰國初期，魏國的君主們卻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代君主在位期間，雖然秦魏之間的戰事不斷，但是魏國朝野的注意力始終都在東邊的中原。後來隨着商鞅變法的展開，秦國國力開始迅速增強，關隴之地的地利隨之轉化為秦的戰略優勢，而魏國唯一一個可能的機會，也就此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而在此以後的千百年裏，這種不要“湯勺”自己跳進“湯鍋”裏的蠢事依然重演，只不過形式各有不同而已。譬如如今西方國家醉心於金融炒作的豐厚利潤，而忽視了實體經濟的固本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