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性對抗是台灣新的社會衝突形式

台海網12月8日訊 海峽導報特約撰述人 張宇韶（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近期“一例一休”、“兩性平權”等議題，已經讓台灣社會陷入高度的價值性對抗的氛圍中，在媒體高分貝報道、公民團體強烈訴求與政治人物激情演出下，台灣彷彿走向了分裂社會的邊緣。

若從民意調查的理論觀察，兩極化的深V型的民意形態在民主社會並不多見，因為選舉制度中的“選票最大化”將牽制積極議題產生趨中效應，開放社會與多元媒體也使得非主流意見仍有政治參與和實踐的可能，從而願意在體制內進行改革，因此揚棄激進的革命路線，畢竟其社會風險與成本難以承受。

解釋這種對立民意可能只有幾個指標：要不是這個社會本身存在高度的歷史性與意識形態的社會分歧（如德、法）；再不然則是社會處於劇烈轉型變遷的過程，由於舊制的價值正在解體，而新的價值仍在建構中，進步改革與傳統保守兩股勢力拉扯角力，所謂“社會失範”現象因而出現。顯然，台灣目前“一例一休”、“兩性平權”爭議屬於後者，也意味台灣的社會衝突已有了新的表現意義與形式。

就歷史發展的脈絡以及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台灣社會衝突大概經歷了“族羣省籍”、“政治路線與‘國家認同’”以及“公民社會與階級”三個過程。

早期的族羣衝突，包括早期移民社會的鄉土勢力以及白色恐怖時期的省籍對立，以“泉漳械鬥”或“二二八事件”作為表現形式；中期“政治路線以及‘國家認同’”的矛盾，意即實行民主化以來的藍綠對抗以及“統‘獨’”爭議，可將“美麗島事件”與“野百合運動”作為寫實的詮釋；近期因為公民社會崛起以及經濟社會分配問題所引發的階級鬥爭，其代表自然為“太陽花學運”。

我們發現，這三個發展階段其實不僅互為因果相互影響，每一個階段對於未來的衝突也都埋下了初始條件，或是以更劇烈方式在將來引爆。正因如此，每個衝突的生命週期日益短暫，時間序列從數百年、數十年變成這幾年甚至這些日子以來。以最新的價值衝突來看，本質上是台灣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極致衝突的現象。

客觀來説，台灣人民在心理上尚未準備好面對這樣螺旋上升或一次性的對決，為了避免單一社會議題成為政治鬥爭或是社會動員的工具，理性溝通與正確資訊的提供是當務之急。面對對抗意識的升級與社會的焦慮，民進黨是否應該在價值理念推動之餘，同時回到執政者應有的中立角色，為新的社會衝突建立新的規則之餘，也讓議題回到最初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