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不快樂”，“病灶”在於這兩點

近兩年來，香港社會中的不和諧雜音明顯增多，給香港社會的繁榮與穩定帶來了嚴峻挑戰，也直接導致很多香港民眾的快樂指數急遽下滑。根據珠海學院聯同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民調數據顯示，香港30歲以下青年人的快樂指數僅為63.8%，打破有民調以來的最低記錄。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錯綜複雜，而國情教育的弱化和法治建設的偏離是其中至關重要的兩個方面。

*香港民眾至今清晰地記得，在紛紛攘攘的“佔中”行動中，部分教育界人士和法律界人士造成了極其惡劣的推波助瀾效用。*從提出“佔中”邪説歪理，到鼓盪輿論、再到罷課“佔中”，這些人士的身影無處不在。

“佔中”行動的兩名發起人都是高校教師，戴耀廷更是法律學者。但就是這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素質人才”，卻有意知法犯法，以所謂“公民抗命”名義煽動激進學生組織走上街頭髮起抗爭，並且釀下了讓香港教育界和法律界為之蒙羞的後果，給香港的穩健運轉也帶來了巨大變數。事件發生後，很多人開始追問：香港的教育和法治究竟怎麼了？

*毋庸諱言，香港的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面臨着很多的欠缺，國情教育則是其中的“重災區”。*由於香港的國情教育在過去若干年中沒有完全深入推行下去，使得很多青少年對中華文化所知甚少，對於香港的歷史脈絡認識膚淺，對於民族歸屬和國家認同自然也就產生了“精神錯亂”。這也才使得很多青少年往往容易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缺乏主見，各種謬論學説自然也就乘虛而入，不斷對青少年進行無情地“洗腦”。筆者在香港大學訪學時，就曾經真切地觀察到，部分大學生已經“食洋不化”地全盤接受了西方的那一套，而且深陷其中。

好在香港社會已經相對成熟，其自身的反思能力和修復機制正在發揮作用。當各種惡性事件此起彼伏、層出不窮的時候，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明確意識到，當務之急必須是首先調整教育政策，必須得加強香港中小學生的歷史教育和家國教育，要讓他們深刻認識到“香港是從哪裏來”，只有這樣才能增強他們的民族認同和愛國情懷，同時也要讓他們瞭解“香港要往何處去”，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知曉兩地融合是大勢所趨，勢不可擋。

此外，法治建設的偏離也是導致香港亂象層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過去較長一段時間裏，香港之所以能夠在經濟發展等方面垂範內地，正是因為其制度完善和法治健全。但由於各種內外因素的交織影響，香港很多不明就裏的人士開始劍走偏鋒，進行片面地而非全面的法治建設，也即“選擇性法治建設”。

在他們眼中，重要的是“兩制”而非“一國”，重要的是《基本法》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他們孜孜以求地只是“港人治港”，卻忽略了基本的前提，就是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這種解讀顯然是選擇性的和遮蔽性的，既不符合客觀現實，也不符合香港的法律定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了“一國”又何來“兩制”，沒有中央的授權又何來“港人治港”？

這種明顯顛倒因果、脱離根基的法治建設也帶來了嚴重的後果，為“港獨”分子在香港的滋生萌芽提供了温牀，並直接導致了“議員辱華”等事件的上演。好在吸取種種教訓之後，香港民眾也逐漸認識到，只有堅守全面法治的底線，才能夠為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帶來根本性保障，才能夠確保香港民眾安居樂業。

沒有規矩無以成方圓，尊重《基本法》應該成為香港法治建設的核心要義。脱離了基本法的導引，整個社會將陷入混亂的無序狀態，香港民眾的不滿意心理自然會同步拉高。*若是一味縱容無知青年尋釁滋事，挑戰法律底線，最終受害的終將是無辜的“沉默大多數”。*因而當部分“港獨”勢力對全國人大“釋法”負隅頑抗時，香港民眾再也無法縱容袒護、坐視不管，而是勇敢地走上街頭，有超過四萬民眾自覺地發起了“反港獨、撐釋法”運動，説明他們已經充分意識到全面法治對於維護香港發展的重要性，更意識到“港獨”勢力對於香港繁榮的破壞性。

*教育與法治猶如一體兩翼，一車兩輪，互相補充，互為輔助，對於香港的長治久安至關重要。*有了正確的教育導向，有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作為底藴，才能導正視聽，香港青少年才會樹立正確的文化自信和家國認同，不至於產生“無根的漂泊感”。同樣，有了全面的法治建設，將憲法和基本法給有效統合起來，才能夠為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才能夠讓香港民眾“老有所養幼有所教”，也才能夠讓香港民眾快樂指數企穩回升。

（鍾厚濤，社科院台研所助理研究員，海外網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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