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一帶一路”要防範三大陷阱

提出3年多，“一帶一路”的確取得超出預期的進展，但同時存在着三點悖論：

一是“一帶一路”的聲勢已在全球造起來了，但要使“一帶一路”成為全球深入人心的中國軟實力恐怕還需要很長時間。有些關鍵概念與説法，其實並沒統一。比如，至今有的輿論還在講“一帶一路沿線60多個國家”的概念，許多外國人會問，到底是哪60多個國家呢？再比如，官方愛用“belt and road initative”的翻譯，但民間與學術界卻更接受“one belt one road”的説法？

二是“一帶一路”的確給沿線帶來許多實際利益，但國際社會“隱性”的防範之心與“顯性”的奢求之心也同樣存在。筆者曾參與某“一帶一路”沿線大國的雙邊“共建一帶一路備忘錄”的最後文本談判，最大的感受是：對方非常希望把什麼項目都往“一帶一路”裏鑽，但談判組在談判過程中連續打電話回國與各項目的主管部委確認細節，發現許多項目都是陷阱。現在各部委與省市出國調研的團組很多，對類似的陷阱要千萬小心。

三是“一帶一路”已全部寫入各省和絕大多數地市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但各地的項目無序、惡性競爭開始出現苗頭，一些重大項目缺乏可持續盈利性，個別地方政府“寅吃卯糧”，為政績拼命爭取財政補貼。比如，目前有10多條“中歐”班列，渝新歐、鄭新歐、義新歐、連新歐等，各地都在搶貨源。外國商會看到這個機會，在幾個地方城市穿梭，競相壓低條件，使中國吃虧，最後是地方財政埋單。

根據筆者的實際感受，美國仍是“一帶一路”的重點攻關對象。儘管“一帶一路”的隱性認知中不包含美國，且美國的實力在衰弱，但美國畢竟是仍是目前的全球霸主。在有些國家，甩掉美國單幹可能是可取的，但很多國家則未必。目前，特朗普政府的高級顧問已就“一帶一路”鬆口，中國需要抓住時機，與特朗普團隊合作辦會，從商業利益上推進政治與戰略合作。

近期，筆者在華盛頓調研，華盛頓方面對“一帶一路”的看法主要有幾種：一是“一帶一路”倡議太虛了，更像政治口號;二是沿線國家安全問題突出，不可能實現商業利潤，企業不願意入駐;三是中方與很多國家簽訂的合作數額都聽起來太巨大，讓人覺得虛假，這麼多的投資與工程未來十年內哪怕實現一個就已經非常好了。

然而，目前美國智庫已啓動自己的“一帶一路”調研項目。一些高官明確告訴筆者，從2016年起，美國開始嚴肅認真地思考“一帶一路”。比如，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蘭普頓教授的東南亞“一帶一路”鐵路調研課題已進展大半;美國頂級智庫CSIS全球治理項目主管、前白宮經濟事務副主管馬修·古德曼領銜的“重新聯結亞洲”(reconnecting Asia)項目已對外公佈美國眼裏所有“一帶一路”項目的標誌;美國進步中心領銜的“一帶一路”項目數據庫據説已內部結項;高盛集團也在做“一帶一路”項目，等等。

美國對“一帶一路”認識的微妙變化應該得到重視和回應。我們可相應做出調整，達到對症下藥。我們完全有實力，借美國之口與他們的外宣力量，有的放矢，抓住國外真正對“一帶一路”有興趣的團體，拿事實和數據説話，調動起他們參與合作和建設的積極性。

2017年起，做美國智庫、投資集團的智庫外交工作具有很好的時機與背景，可以通過數輪、數個不同合作對象的“中美智庫一帶一路對話”，影響美國的下一屆特朗普政府，最終緩解美國對“一帶一路”推進施加的壓力，甚至可以實現與美國合作共贏，共同推進“一帶一路”。

總結2016年G20峯會的成功經驗，“一帶一路”的下一步進展完全可以效仿G20智庫峯會(T20)的心得，將“一帶一路”國家智庫層面的溝通機制化，發揮多種軌道、多層次溝通和公共外交的作用，做實“TOBOR”(一帶一路智庫會議)等類似的機制性會議組織。

發揮這種多軌道的交流，對應的目標羣體不應僅僅是外國政府，更要面向商界羣體以及社會大眾;手段和方法上，不應僅僅依靠西方的主流媒體，更該重視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體的強大力量。在這方面，筆者曾參與的“中國大V南美行、非洲行”效果很好。可以搞幾輪“中美大V一帶一路對話”，在主流媒體的影響力和可信任度下降的趨勢下，推進“一帶一路”的國際民意建設。得民心的工作要更多重視社交媒體的作用。

另一方面，緊抓重大項目，請一批知名作家、智庫學者參與調研，以小説、暢銷書的形式，講好中國故事，做好對內對外傳播工作，真正提升中國軟實力。

同時，像弗裏德曼《世界是平的》暢銷全球那樣，中國也可通過智庫立項的方式，讓一批中生代國際暢銷家如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顧問、《全球版圖》作者康納，劍橋大學教授、《絲綢之路》作者弗蘭科潘等有獨立思考，對中國有客觀認識而不只是“獻媚中國”，作品有較強國際穿透力的外國學者參與。用國內的話説，他們是“新的統一戰線”對象，也是宣傳動能的新力量。

總之，繼續推進“一帶一路”，我們應秉持合作開放的理念，實事求是地闡述共同開發，共擔風險的市場化行為，強調合作的可能;也提出共擔風險的要求，讓市場説話，充分發揮智庫作用，共同利益會驅動各國越來越重視與中方的配合和合作。(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