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西方文明困境背後的精神退化

即將過去的2016年將可能是人類生活進入新的時代或狀態的分水嶺。英國出人意料的公投脱歐、美國建國以來最奇葩的總統選舉、整個西方右翼主義的普遍興起都在提醒人們：二戰結束以來，西方國家用以解決自身和世界問題的那些制度體系和知識思想已風雨飄零，一種向常規迴歸的人類政治將重新主導世界進程。

西方當下的處境既有基於自身環境的獨特成因，又有世界一般性，即人類在建構文明時幾乎必然遭遇的困境。歷史上曾盛極一時的羅馬、榮耀無限的威尼斯從“幸福”中走向衰敗的經歷，都是今天西方文明的遠鑑。當年威尼斯人“從勤儉到奢華消費”，羅馬公民變成“有閒階級”後蔑視生產活動，原因都在於丟失了過去簡樸生活方式和強烈的市民精神，轉而追求私利、缺乏責任感。某種意義上講，“衰亡的種子就存在於成功之中”。

羅馬和威尼斯不過是以往已有文明衰敗經歷中的一小部分。往昔文明衰敗的歷史表明，要形成一種既能保持活力和多樣性又能帶來秩序與安寧的政治體制多麼艱難。這裏的難在於當一種文明處在衰敗期時，其中人的精神狀態首先出現退化：一是由奮鬥不息轉變為貪圖享樂，二是由良好的集體倫理轉變為無底線的個人主義。

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曾被認為是一種“好的文明”，它讓歐洲和效法歐洲的其他國家在近幾百年間變好了，並被廣泛認為是通向好世界的希望所在。但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看到的結果卻是，西方國家以往用來解決自身問題的知識思考和制度安排，如今都已窘態畢露。説得嚴重一點，歐美國家以及日本等傳統發達國家現在最大的難題，就是良好福利保障體制下生活無憂的公民。他們在僅僅一代人時間裏就喪失了以往工業化時代的勤奮創業精神，為了“提高生活品質”專事向國家索取而非努力勞動創造更多財富。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早期發展有其精神動力。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説的清教倫理以及節儉、勤奮、創新等優良品質，帶來科學技術的空前發展和社會財富的極大豐富，包括民主、法治等現代社會政治原則的確立與建構也都與此有所關聯。日本的發展則據説與同樣強調勤奮創業的儒家倫理有關。

但這種精神傳統現在都已顯著衰退。美國著名專欄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説他尤為擔憂而美國人至今未能面對的一個問題，乃是“我們的價值觀解體了——一夜暴富和不勞而獲的思想在整個國家盛行。”大蕭條時期的美國領導人不怕要求美國人做出犧牲，那一代人甘願為國家福祉做出奉獻、敢於在全球政治中承擔責任。這些現象和品質如今在美國已無跡可尋，那裏最優秀的人才是到華爾街製作賭博籌碼而非到硅谷製造芯片，越來越多學生缺乏學習興趣，美國領導人不再敢要求美國人為未來付出，美國對全世界的態度也由“跟着我”變成了“你先走”。

20世紀下半葉後，發達國家率先實現工業化並推動了“農民終結”，原先最具創業精神的一大羣體就此消失。隨着“後工業化”時代到來，福利保障制度又使工業人口不再以在裝配車間操弄機器為榮。因此造就的情形是發達國家雖然失業嚴重，但如清潔工、家政服務等有些髒累的行業卻人手短缺。西方文明當下遭遇的困境其實是種文明悖論。歐洲近世以來提出富有人文性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訴求，但當這些訴求付諸實踐併成為事實後，它又改變了現實社會面貌，包括人的精神心理，進而抽空這些政治、社會和文化訴求的基礎。

英國人莫爾的《烏托邦》和意大利人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均在歐洲政治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影響，它們都對當時英國和意大利的財富分配不公和暴政進行深刻揭露，並對未來社會提出美好設想，比如人人平等、民主普遍實行、體力勞動不再成為束縛、所有公民都有閒暇時間享受文化生活等。二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四大自由，其中之一就是“免於匱乏”。這裏的“烏托邦島”“太陽城”或免於匱乏的社會，在20世紀下半葉基本在歐洲和西方實現了。過去大半個世紀中，人們見證了當代西方文明達到近代以來人類文明的制高點。但也有如曇花開放，它在到達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後便很快陷入難以自拔的窘境。西方文明當前的疲態向人們展示了一種文明達到極致之後可能產生何種結果，它沒能解決的問題是文明的可持續性。

西方內部一些智者實際早就看到這個問題。工業革命時代開始，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同時也伴隨着一部分人羣的貧困，於是出現了各種形式的社會救助和社會保險。英國哲學家穆勒在肯定社會救助必要性的同時，又告誡人們警惕對社會救助的依賴，稱其危害性之大甚至會抵消救助行為的積極意義。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延續了穆勒的思路，他反對當時英國制定的《濟貧法》，認為那將使“富足轉瞬變成匱乏”。馬爾薩斯和穆勒的擔憂，正是當前歐洲一些國家所面臨的難題。

毫無疑問，平等、自由和免於匱乏等是人類自古以來的願望和追求，反對這種觀念和期盼是不道德的。但在人類生活中還從未檢驗過的一個問題是：當一個平等、自由、免於匱乏等美好價值和預期都實現了的社會真的出現時，這樣的社會到底還能不能持續？某種程度上説，率先實現工業化並達到發達水平的一些西方國家很可能在走向失敗。如果中國以“還沒達到西方國家所達到的標準”，就把西方走過的路原樣走一遍，那將來碰到的麻煩比當前西方有多無少，這一點尤其值得我們深思。(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