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天橋1億美元捐款 震動中國科學界
12月7日，盛大創始人陳天橋宣佈成立10億美元基金支持腦科學研究。首批將向加州理工學院捐款1億美元，用於大腦基礎生物學研究。這項計劃稱，將幫助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深入大腦的研究，探索大腦基礎層面的運作機理，以及由於疾病和衰老而導致大腦運作失靈的原理。陳天橋表示，對人腦的研究是未來人工智能發展的基礎。
用陳天橋的話來説：“我並不是説自己有多麼高尚，就是要做對人類有意義的事，這讓我感到興奮和快樂。”消息一經公佈，立即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有人説，陳天橋為人類科學的發展貢獻私人財產，這種做法值得表揚。有人説，陳天橋身為中國人，在中國科研經費緊張的時候，卻把錢捐給了並不差錢的美國人，有失意義。
當天上午，中科院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仇子龍研究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首先是驚喜，企業家也對大腦科學與基礎研究有興趣，其次是惋惜。”
話音剛落，第一財經記者就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北京大學理學部主任饒毅一條被瘋轉的評論，他説：“陳天橋夫婦選擇在生物學和神經科學研究都歷史悠久的加州理工學院支持腦研究，而不是上升期的中國，是典型的錯誤。”
支持和反對饒毅的人立即開始站邊。畢業於加州理工學院的浙大生命科學研究院教授王立銘反駁説：“捐助科學，説明中國企業家開始積極關注更長遠更有意義的工作，這是好事。特別是他的選擇，最前沿的領域——神經科學，加州理工學院，DavidAnderson教授，這些都是很好的選擇。當然，作為中國神經科學家，我更希望看到我們的企業家捐助國內的神經科學。”
上海科技大學的胡霽教授也強烈支持陳天橋的捐贈行為。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陳天橋醖釀這個項目已經好幾年了，談了很多家機構，據我所知，他考察國內外科研院所至少已經有3年。基礎科研對科研工作者自身有競爭，但對全人類而言不存在競爭。比如中國人一直在癌症治療等領域受到美國科研進步的好處。富豪關注科研是好事，陳天橋有超越大多數中國富人的科研視野和追求，這是純粹的慈善，值得鼓勵。”
而在仇子龍看來，在中國科研實力完全能夠達到國際頂尖水平的前提之下，錢捐助給中國或許是個更好的選擇。
他認為，我國的神經科學起步晚，總體實力不及發達國家，但最近10餘年，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和成就，也建立和發展了一大批優秀的研究機構。比如由美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蒲慕明先生領銜的中科院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北大清華的麥戈文腦研究所，浙江大學醫學部的神經科學研究中心，復旦大學腦研究院等研究機構都已具有世界一流腦科學研究的實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國內現在聚集了一大批優秀的青年科學家，他們大都在國際頂尖研究機構經過嚴格科研訓練，完全能夠達到國際水平，而且他們的研究才剛剛起步，更需要資助。因此如果陳天橋把錢捐給中國，從推動人類科學發展事業的角度來説一定會取得同樣的效果。
“陳天橋的捐款是私人行為，我們道理上不應妄加評論，但是我們衷心希望這件事能夠成為一個引子，為中國健全國內的資助體系、完善管理透明提供契機。仇子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要知道1億美元對於美國可能不算什麼，對中國科研界來講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了。我們中科院的每一個課題組每年的科研花費大概不會超過200萬元人民幣，50萬~100萬元的資助對我們來説已經相當不錯了。”
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生物與化學交叉研究中心陳椰林研究員表示同意仇子龍的看法：“我為陳天橋捐助神經科學點贊!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美國神經科學研究的盤子已經太大，1億美元帶來的改變其實非常有限，只有一時的新聞效應。而中國則正處於高速發展的初期，屬於潛力股，資金在這種階段的投入顯然更容易帶來長遠的改變。我相信，假以時日，中國一定能趕上美國的水平。放眼未來，捐助美國不如押寶我們自己的科學家。再説我們本來就是剛從美國回來的。”
仇子龍預測，如今的70後科研人員，回國10年後完全能超過留在國外的同齡人，而且政府和國內高校科研院所正加大投入，吸引着大批80後優秀科研人員回國。“有基礎人才，資本才願意投。”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討論中也有持中立態度的科學家。中國科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薛天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對於富人的捐款，不能追加道德的約束，尤其是這樣的捐款是為了促進全人類科學的，捐給加州理工學院本身是好事。陳天橋的這些錢如果投到中國可能格局可以做得更大，與此同時不確定性也會更多。我們更應該自省，國內有什麼樣的制度和機制欠缺阻礙這類科研捐贈。”
捐助體制需破藩籬
雖然大部分科學家同意目前的腦神經基礎研究中國具有趕超美國之勢，但他們幾乎一致認為陳天橋之所以把錢用來支持美國的腦科學研究，而不是中國，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美國有良好的捐助傳統，有完善的捐贈體制，為私人捐助者進入科研領域提供機會。
中科院上海神經所副所長王佐仁研究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根據饒毅曾經提供的數據，美國國家每年投入神經科學研究的資金是50億美元，中國是2億美元，只有美國的4%。這還沒算美國私人基金投給科研的錢，如果加上差距更大。這就讓中國吸引私人捐款更加迫在眉睫。中國科學家也在從自身開始反省。”
重慶腦科學協同中心諶小維也補充道：“中國的基礎科研全靠政府資助。比如最近重慶市啓動腦計劃，市財政勒緊褲腰帶，才投入1000萬元，這對於目前飛速發展的研究團隊規模，真是杯水車薪。企業家應該和政府一道積極參與到推動中國前沿科學發展的偉大事業中去。”
曾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幹細胞研究中心工作的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曉羣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國內現狀是科研資助大多都來自政府，私人的錢很少有途徑進入科研領域，應該更多地鼓勵國內捐贈，並建立健全機制。”
就美國私人捐贈科研的傳統，第一財經記者還特地諮詢了著名美國腦科學研究所冷泉港(ColdSpringHarborLab，CSHL)神經科學主席AnthonyZador。Zador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為什麼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得到了這項捐贈，很顯然美國大學接受私人慈善捐款的歷史更為悠久。即便是科學非常發達的歐洲也很難獲得如此大規模的捐款。當然英國除外，近20年來，英國建立了很好的私人捐助的渠道和傳統。”
他補充道：“我必須要説，美國人比中國人更需要私人捐助。雖然這看上去很諷刺，但是要知道中國國家對科研的投入是鉅額的，但是美國政府(尤其是共和黨)根本不會在科研上投錢。過去10年中國在科研經費上的支出增長是顯著的，而美國幾乎停滯。”他同時介紹稱，陳天橋的這項捐贈看似是捐給DavidAnderson教授的，其實根本目的是用來支持腦移植專家RichardAndersen。
由此，仇子龍拋出了一個問題：“我的設想是能不能在國內成立一個相關的基金，或者掛靠在某個機構下，用於吸收民間資金資助，並由國內外優秀科學家組成評審委員會。參考國外的模式，科研項目組可以拿這些資助從事神經科學研究，尤其是資助青年人，但是必須每隔幾年定期接受專家委員會的審核，如果無法給出滿意的研究成果，就自動淘汰。”
仇子龍所説的國外經驗，特別指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TheHowardHughesMedicalInstitute，HHMI)。該研究所是美國一個非營利性的醫學研究所，成立於1953年，是全美規模最大的私人資金資助生物和醫學研究的組織之一。成立至今為止，能夠進入的華人研究員不超過10位。
王立銘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美國的索爾克生物研究所(SalkInstituteforBiologicalStudies)和艾倫腦研究所(AllenInstituteforBrainScience)都是國外很好的案例，我們可以借鑑。”
諶小維教授向第一財經記者介紹稱：“除了美國，在其他國家，比如德國、以色列等都有大量的私人基金會捐助神經科學。而我國的現行制度很難成立獨立的基金會，校友會基本代替了基金會的作用，成為目前接收企業或私人捐助的主要途徑。”諶小維教授畢業於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其博士期間的工作很大部分由Friedrich-SchiedelStiftung基金會捐助完成。
仇子龍對記者表示，他曾接觸過上海市福利基金會下屬的雨人公益基金等針對自閉症兒童的資助機構，他認為民間的渠道並沒有完全關閉，成立相關的基金會不是沒有可能，只不過是中國沒有參考的模式而已。
仇子龍呼籲儘快建立起中國的私人捐贈渠道。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當今中國腦神經科學家是國內朝氣蓬勃的一代，完全有能力把私人的錢用好，把錢用好是科研團隊成熟的表現。除了國家層面税務的問題，科學家羣體自己也要努力，把國內科研體制欠缺的地方補足，對自己負責，加上第三方公開透明的監督，是可以做出一個私人捐助的基金會的。”
中國科學家“走出去”
科學家們認同中國的研究機構吸引不到私人捐助的一些原因：包括國家沒有税收鼓勵、大學也沒有足夠誠意、財務制度不夠透明等。但他們同時從自身反省：“我們有沒有做出最好的研究?有沒有盡到科學傳播以及和公眾交流科學的責任?”
對於這個問題，科學家們普遍認為中國科學界對科普的重視程度不夠。
王曉羣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還是需要正確看待陳天橋的捐款，反思中國科研界自身的制度和體制，建立通暢的溝通渠道與途徑。相比美國的科學家，國內科學家與公眾的溝通能力較弱，科普能力不如國外。在國外，醫學院會有一套專業的公共關係培訓課程，都是為了系統地培訓如何去和公眾溝通的能力。”
胡霽表示：“中國年輕科學家如果拿到資助，做出來的研究一定不會比美國人差。但是我們很難讓普通人瞭解自己在幹什麼。在國外拿了NSF(國家自然基金會)的錢，有義務一定要去科普的。”
“尤其是考慮到我們其實是在拿納税人的錢做研究。如果能夠擴大中國人對科學的興趣，長遠來看，捐款的資金池會更大。老百姓的小額捐助，也可以積少成多，國外有些私人的基金，就是從老百姓那裏募資，然後再去支持科學家。”胡霽補充道。
科學家不僅要加強與公眾的溝通，更要學會與企業家溝通，並且瞭解企業家在想什麼。仇子龍舉了一個切身實例，在一個私人聚會的非正式場合，某院士問企業家：“你那麼有錢，為什麼不投給我們做科研呢?”企業家説：“我們要收益，所以還沒考慮過投資科研。”院士説：“你投給我們長期有收益，對人類的進步有貢獻。”企業家説：“長期就不叫收益了，是慈善，也可以叫回報社會。”
仇子龍説當時他的感觸特別深。“科學家要明白企業家想什麼，他們捐款可能一部分是投資，另一部分錢是回報社會，是慈善，但是慈善也是要有目標的。”仇子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因此溝通的能力中國科學家一定要好好學習，需要與時俱進，更善於與不同領域的領袖溝通。”
陳椰林表示同意：“前一段時間與企業家聊天，他們對生命科學的興趣特別大。只是平時沒有途徑去了解。我們做科學不能純粹為了滿足好奇心，是要去交流與科普的。王立銘教授經常做科普，他已經成了‘網紅’，是我們的榜樣。”
對於未來，科學家們紛紛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諶小維表示：“説到慈善，過去捐款建校舍、建教學樓都是很好的案例，我們可以借鑑，比如逸夫樓。將來我們期盼捐款不僅僅是建教學樓，也可以捐到前沿基礎研究，讓天橋神經科學中心、馬雲腦科學院等開滿祖國大地。”
“陳天橋的出現，對很多科學家來説，是讓他們看到了資本市場對於科研的重視，是積極的。”王立銘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最近幾年，國內的基礎研究飛速發展，很多年輕科學家也迅速成長起來，同時因為陳天橋這樣的人開始出現，不管是科學方面的交流還是科研資助，我們都正處於一個最好的時期。”
諶小維介紹稱，比如房地產開發商應該把眼光放長遠，如果建立世界級的科研機構，那麼勢必帶動周邊的服務業和房價。“例如佛羅里達為了拉動房價，和世界著名的基礎科研機構德國馬普學會合作建立了神經科學所。當然這不是説讓科研成為企業家炒作市場的手段。”他表示。
王曉羣介紹稱：“美國公立大學如何接受私人捐助，都有非常成熟的模式，值得借鑑。比如UCSF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研究所每年都會舉辦募捐晚宴，並通過各種社交網絡，吸引願意資助的富人來參加。這是國外的優勢。在國內，宣傳形式很複雜，一直沒有建立起合適的體制和組織形式。比如怎麼吸引富人來和科學家溝通，這都是問題。
仇子龍最後總結道：“中國目前對私人捐助的機制需要完善，科學家願意和企業家一起努力，探討方案，做出世界水平、與國際接軌的私人捐助科研的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