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之道 統合為本 揭開強盛帝國崛起的秘訣

【環球網軍事12月12日報道】繼《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之後，作者王偉將他獨特的視角放回中國。據悉，北京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看懂中國格局的第一本書》，細數從諸侯爭霸到秦帝國統一中國的歷史事件，以大歷史觀、戰略思維的角度，分析地方諸侯國之間的微妙博弈、秦統一六國以及秦帝國的建立，為讀者呈現一部精彩絕倫的歷史大戲。環球網軍事節選該書部分文字，以饗讀者。

話題從一個“權”字説起，確切地説是從“權利”與“權力”這兩個詞説起。這兩個詞如果搞清楚了，不敢説全部，但這個世界的基本輪廓，也就差不多可以看清楚了。用最簡單的話來概括一下“權利”與“權力”：你去做你喜歡的事，這叫作“權利”;你讓別人去做他不喜歡的事，這叫作“權力”。放到國際範圍之內，擁有足夠多的“權力”保障自己實現最大限度“權利”的，就叫作強國，而將此做到極致的，一般則被稱為“帝國”。

“權利”無須多説，説到“利”你自可以發揮自己的想象力，關鍵是你是否有能實現它的力量。給“權力”來分個類別——權力遠不是印章和紅頭文件那麼簡單。先來做這麼一道題：問怎麼能讓貓吃辣椒呢？方法一：摁住貓，硬塞進它嘴裏去;方法二：如果那隻貓比較能折騰的話，把辣椒裹在魚裏，騙貓吃下去;方法三：又如果那隻貓還很聰明，不吃加了料的魚，那索性就把辣椒麪塗到貓屁股上，然後它自己就不得不用舌頭舔乾淨。

讓貓吃辣椒，也就是讓它做不喜歡的事情。把這個題放到這三四百年來的國際社會，第一種方法，對應的就是暴力權，放到國際問題上指的就是你的軍事力量，這個基本就是硬碰硬的路線，簡單、直接、粗暴但短期內非常有效;第二種方法，我們叫它制意識形態權，人肯定是要有精神層面的東西的，如果一件事情符合他所信的東西，那麼即便一件事長遠看有悖於他的國家以及他本人的實際利益，很多人也依然會去做的，在他們的頭腦中對此根本不會存在邏輯思考的問題(比較有意思的一點是，如此行事的人中，多數恰恰不是目不識丁的人，而是看似有些文化素養的所謂的知識分子);第三種方法，在現實中對應的則是經濟權，在近、現代社會，準確地説是資(本)權——經濟問題的核心是資源的分配問題，在工業時代尤為如此，而它也是人類最根本的利益所在。在國際博弈中，一個弱國面對一個帝國的經濟控制權，它所能做的就只有在若干“壞選項”中選一個看上去相對不那麼壞的，就像貓必須舔掉塗在屁股上的辣椒麪一樣。

國家間的博弈説到底靠的就是這“三權”，而在一國內部其實存在同樣的“三權”——政權(暴力權)、意識形態權和經濟控制權。帝國必然意味着強大，而一個國家的強大與否，首先不是看在它的疆域內堆積了多少資源和財富，而是看這個國家“三權”的整合度是否高——三權是互為依託的乘法關係，高度整合，則意味着強大的行動力，一旦拆散了，必然成為互相拆台的除法模式。

有如教科書裏所説的那樣，人類的近代史始於歐洲資產階級革命，而第一個全球性的帝國，則是英國。刨除之間作為過渡階段的數百年以外，在此之前的近千年的中世紀，也就是歐洲的黑暗時代，整個歐洲別説是帝國，即便是要在本區域內選出一個可以鶴立雞羣的國家都難。按理説從文明角度説，整個歐洲應該算作是一個單獨的文化圈子，和我們的中華文化圈應該是同一個層級的概念——所以你在歐洲如果看到不少人能説幾國語言根本不用覺得驚奇，他們幾國語言之間的差別遠小於英語和漢語的差別，中國國內經常走南闖北的人同樣會説幾種方言(不過歐洲並沒有經歷過“書同文、車同軌”，所以彼此之間的語言差別比之中國各個地方之間還是要大得多)。

這裏説些題外話：從政治疆域而論，歐洲的“國”理論上説和中國人概念裏的諸侯國是一個級別，歐洲的君主絕大多數都只稱為“王”，原因就在於此。他們歷史上稱“帝”的，除了羅馬時代的愷撒，還有就是拿破崙，因為他差一點就一統歐洲做了“歐始皇”，另一個則是德國的威廉一世。“二戰”時納粹德國自稱為“第三帝國”，“稱帝”自然是要統一天下的，“第一帝國”自然是神聖羅馬帝國，按照我們的傳統説法也就是歐洲人公認的正朔;第二帝國是指威廉一世時代的德國，也就是説德國打那個時候開始，就繼承了歐洲的“正朔”，而這也就是納粹德國統一歐洲的依據所在。除此以外，俄國君主一直自稱沙皇(“沙皇”這個詞其實就是俄語中的“愷撒”)，説到底也是在標榜自己是羅馬帝國這個“正朔”的繼承者。

而從文化上來看，西歐人看俄國人差不多就是春秋時代中原諸侯國看楚國的感覺，俄國人這個舉動其實也有較勁兒的意思。中國春秋時代各諸侯國國君通常都稱某某公、某某侯的時候，楚人就自稱為王——既然你們視我為蠻夷，那我就乾脆自稱為王，在位置上要壓過你們這些公、侯、伯、子、男。我們總愛説東西方之間的區別，其實去掉表皮，內核部分多數都是一樣的道理，因為大夥玩的都是政治、經濟、軍事這幾樣實實在在的東西，這幾樣東西的原理是不會變的。

問題是我們經過春秋戰國500多年的大爭之世之後，最終迎來的是華夏歸為一統，雖然後世依舊數度分裂，但國家統一的基礎已經打下來了，怎麼折騰最終都肯定要折騰回大一統狀態。可歐洲打中世紀開始一直到如今，都還沒跑出中國的戰國階段。歷史上的德皇也好、沙皇也好，包括拿破崙也一樣，他們那個“皇帝”本質上和中國歷史上王世充、陳友諒之類的梟雄所稱的“皇帝”是一回事，稱帝主要就是表明一下正統，振奮一下人心，但老天爺肯定不能因為誰稱帝了就把統一好的天下送給他。到了現在，理論上説有了歐洲議會，但其實誰都知道那裏最主要的用處是提供了一個可以塞在國內混不下去的過氣政客的體面的回收站(所以歐洲議會常常搞出一些讓人匪夷所思的議案)。

為何會如此呢？還是要從前面的“三權”之説來説：我們説歐洲只有“王”沒有“帝”，其實説的是沒有我們概念中的皇帝，但是自黑暗時代開始，整個歐洲頭上卻還一直頂着一個“教皇”——西方政治和中國政治在古代最大的區別，恐怕就在於他們是君權、神權二元制，而我們壓根沒有這個概念，所以多數中國人很難對教會對歐洲政治、經濟的影響有多少感性認識。我們的歷史上只有商代是拜神鬼的，自周開始，中國人就變成了拜祖先，遵循的是一個綱領性的“禮”，而不是具體的教義。對於神鬼，中國的文化上與其説是拜，不如説是敬——敬而遠之。官方層面，一直敬的是非常抽象的天，皇帝是受命於天的天子，沒誰説自個是如來佛或者玉皇大帝派下來的。老百姓雖然為了升官發財、生兒子會去求神拜佛，但我們的文化中並沒有西方文化中那種誰是誰分得特別清楚的成體系的神話，管你什麼佛家、道家還是別的什麼教，能給我“辦事”我就拜，事辦完了咱就拜拜(先許願完事還願，誰敢説中國沒契約精神，這合同都已經簽到神仙那去了)。即便是目不識丁的黔首也極少談得上對什麼宗教真正地篤信，前腳拜完佛後腳進道觀對我們來説是太正常不過的事情——中國人其實最不缺的就是實用主義。

但同樣的事情放在歐洲，即便是現在，也是難以想象的，放在中世紀這麼幹，絕對是要鬧出人命的。不要説是不同宗教之間，不同教派間數百年來彼此殺的血流成河，對歐洲人來説，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即便到了近現代，許多在我們看來應該是絕對唯物主義的科學家，其實也是信上帝的，在他們看來世界是上帝創造的，而他們所做的僅僅是為了更好地管理這個世界。另一個例子便是感恩節，有的人也許會奇怪，美國人的老祖宗接受了印第安人的恩惠，然後把人家趕盡殺絕，接着又搞這麼個節日出來，這思維方式也太奇特了。其實人家感的是“上帝之恩”，再直白點説，不管這個恩惠來自於誰，在他們看來這皆是上帝的恩惠，而他們是上帝的信徒，理所應當接受(某種程度上講，這個“感恩”其實是忘恩)，至於真正的施恩者在這之間的性質其實就如同盛放食物的托盤一樣，誰會對一個托盤説謝謝呢？這其實就是當時歐洲人普遍的思維模式，由此也就可以想象得出宗教對於西方世界的影響有多大，而教會作為上帝在人間設立的“支部”，其權力之大同樣是不難想象的。

西方有句話叫“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其實這裏説的“愷撒”是指印在金幣上的那個“愷撒”。這句話的由來是這樣的：教民要進教堂和上帝他老人家親切交談是要給教堂錢的，這個有點類似於我們的佈施，但不同的是，官方發行的印有愷撒頭像的金幣一進教堂人家是不認的，你必須用教會發行的另一種金幣，所以才有“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這樣的説法。這事實上就意味着教會靠控制意識形態權進一步地獲得了部分鑄幣權……

如此一來，古代歐洲的政治生態就是暴力權分散掌握在眾多國王和領主手裏，意識形態權則比較集中地掌握在教會手裏，而作為農耕時代經濟基礎的土地，則為教會和國王、領主們所分而據有。如此一來，單個的國王在面對教會的時候，其實就處於弱勢地位，所以歐洲王權的合法性必須需要教會承認才有保障，而教會為了保證不出現足夠強大的君權來和教會手裏的神權分庭抗禮，自然也會利用自己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來想方設法避免歐洲出現過於強大的王國，與此同時，教會自身也在不斷分裂，這種態勢下，當時的歐洲出不了像樣的國家也就再自然不過了。而同時期古代中國就要簡單多了，自周開始我們對神鬼就是隻敬不信，中國老百姓會為了某個具體的原因去信教，但極少會為宗教而活，也就發展不出西方那種形式的一神教，外來宗教在這片土地上也難成氣候。不管平時拜哪尊神，老百姓最終敬仰的還是天，是天道。而皇權就是天的唯一代表，因此中國古代帝王起碼説暴力權和意識形態權在大部分時候是不可能出現分裂的，中央政府唯一要處理的就是一個對經濟資源的統合，這個問題解決好了，一代強盛的帝國基本也就沒跑了。

後來歐洲的逐步強盛，我們總説是在重商主義下資本力量不斷壯大所帶來的。可這就好比哺乳動物最終統治了地球一樣，前提首先得是恐龍滅亡了，如此，最初如耗子般大小的哺乳動物才能有出頭之日。歐洲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大前提是經過黑死病之後，人們對教會的信任開始出現鬆動——瘟疫一來教士們照樣也得死，之後的文藝復興打破了教會對於文化的壟斷，民智得以開啓——中世紀時甚至很多國王和領主都是不識字的，識字的基本都是教士。如此一來，教會對歐洲的控制力開始逐漸下降，整個歐洲的權力架構隨之發生了變化，最初神權—君權—平民……的金字塔結構開始鬆動，最終原本凌駕於君權、商權之上的神權被拉了下來，大夥站在了一個平面上，至此歐洲各國的權力結構變成了神權、君權、商權三個權力相互依託的三足之鼎。而對於歐洲內部的各個邦國而言，這其實也就意味着國家內部“三權”開始逐步統合，像英國在16世紀宗教改革之後，英王便同時是英國的宗教領袖，君權和神權統一在了一起(理論上説英國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如此一來，要成為一個強國，下一步需要統合的就是商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