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同伴身亡不算見義勇為，你咋看？

救同伴身亡不算見義勇為，你咋看？

背景：今年6月，幾個成都家庭外出郊遊，其中肖軍、喻春祥乘坐的皮划艇被漩渦掀翻遇險，同行的於強、張正祥跳入水中營救二人。最終，只有喻春祥生還。於強和張正祥的妻子為了幫丈夫申請認定“見義勇為”，在市縣兩級主管部門間奔走，卻被告知，由於所救為同行好友，屬於“履行特定義務”，因而無法認定。

*京華時報發表顥鈞的觀點：*因為見義勇為的認定與利益捆綁在一起，地方必須給出一個標準——這個標準更多與地方財政狀況以及地方對見義勇為的認識相關聯。如果財政足以支付更多的勇為者，又何必拘泥於“義”的解釋？所謂“特定義務”，法律上常指向兩類，一是近親屬之間，比如父母對子女、成年子女對年邁的父母。此前發生在北京八達嶺野生動物園的老虎傷人事件，事主趙女士將園方告上法庭，理由之一就是，其母下車救她慘遭老虎咬死，屬於“見義勇為”。這一訴因引發網絡輿論集體吐槽，而支撐網民情緒的深層原因便在於，母親救女是本能反應，是母愛的天性使然，而絕非社會所公認的“義”。另一種特定義務來自於前行為所帶來的後行為義務。張正祥等人約定共同出遊，是否就帶來了特定的救助義務？並沒有法律如是規定。於強等人在同伴遇險時下水救援，屬於法定義務之外的更高要求，認定“見義勇為”有助於激發社會正能量。

*小蔣隨想：*我搜索到一則舊聞——2006年武漢一對夫婦在家中與小偷搏鬥，後被武漢市見義勇為基金會表彰。理由是，這對夫婦“不僅僅是在自衞自救，他們是在和偷盜、搶劫的犯罪行為作鬥爭，其英勇精神值得表彰”。武漢那起“自己救自己”尚且算見義勇為，成都這起救同伴身亡卻不算，讓人情何以堪？同樣令人回味的是，北京八達嶺野生動物園老虎傷人事件後，事主趙女士稱其母“見義勇為”，遭許多人吐槽；武漢夫婦在家中與小偷搏鬥獲表彰，卻少有非議，社會對“義”的理解，呈現出某種與情緒相關的不確定性。有人覺得，見義勇為應有統一的“國家標準”。但是，標準終究是固定的，事態是千變萬化的，人們的想法更是見仁見智。或源於此，對“義”的解釋才難有“國標”。既然對“義”的定義存在變化，我斗膽建議，是否可以借鑑“人民陪審員”制度，讓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代表，一起參評見義勇為？或許，零爭議不易達成，但獲得多數人的認可是可能的。

是傳銷者太狡猾，還是管理者“消極”？

背景：河北燕郊傳銷猖獗，記者前往有關部門舉報，結果被各部門踢皮球。燕郊工商分局要記者找市局，市局“打傳辦”聲稱能做的只是登記、驅散，抓人是公安部門的事。當地公安部門則説打擊傳銷需要工商部門牽頭。

*京華時報發表吳龍貴的觀點：*幾番拉鋸下來，就形成了一個執法怪圈：除非各部門統一行動，否則打擊傳銷的結果就是“登記驅散”。抓了放，放了抓，不僅傳銷組織毫髮無損，次數多了，執法部門也會產生惰性。《禁止傳銷條例》規定，各級工商部門和公安機關在接到舉報後，都有責任立即調查核實，依法查處。但由於打傳辦的存在，其他部門也就有了推諉的理由。而打傳辦是由工商牽頭成立的，執法的權限和範圍都十分有限，這或許就是傳銷組織能夠獲得生存空間的重要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恐怕還在於態度消極。對地方而言，傳銷未必全然是一件壞事，甚至還可以帶來一定的利益。比如吸引大量外來人口，拉動地方消費。在傳銷組織中，“絕不發展本地人”也是一條不成文的行規。這多少有點互利互惠的意思，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相關部門打擊傳銷的決心和力度。因此，打擊傳銷除了要完善治理結構、理順權責關係，更重要的是轉變觀念。畢竟，每一個傳銷組織背後，都可能有多個家庭破碎。

*小蔣隨想：*分析傳銷的“生存空間”，你會發現，它較少存在於一線城市，更多紮根於城鄉結合部。在地點選擇上，傳銷需要人羣吸附效應，地方管理又要“松”。簡言之，傳銷的策劃者就是在鑽地方管理不足的空子，吸引的往往是想發財又沒有什麼本事與見識的人。理解了這一點，就不能把傳銷猖獗單純歸咎於打擊存在“機制弊端”。如今，還有種説法叫“逃回北上廣”。意思是，不少返鄉青年發現，中小城鎮規則意識嚴重不足，“拼爹”更嚴重，管理較混亂。相對而言，“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法制更健全，競爭更透明，環境更正規。説到底，這體現出的是管理、行政、執法水平上的差距。就傳銷在燕郊“繁榮”多年來説，未必是傳銷者太狡猾，更可能是管理者與執法者“水平有限”。京津冀協調發展，管理水平不高的地區必須向管理水平高的地區認真學習。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時，也該積極向周邊地區輸出或援助先進的管理理念與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