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決不是“高空墜物案”的句號

2歲女孩在重慶某小區內玩耍，不料禍從天降，被一個酸奶瓶砸到頭上，醫療費花費8萬餘元。找不到肇事者，家長將159户“有嫌疑”的居民告上法庭。經過歷時兩年多的取證審理，13日，該案正式宣判。法庭認為，整棟樓第2-33層，共448户居民都不能排除實施加害行為的可能性，因此，被告主體範圍由原來的159户擴展到448户。每户向原告補償360元。當日到庭的10幾户被告均表示對這一判決結果還是能夠接受的。

法院已經判決，此案似乎要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了？未必。因為法院的判決還面臨一個執行到位的問題，如果執行遇阻，判決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而此案的執行必然是相當困難的。當日共有10幾户被告到庭聽取了宣判，記者隨機向他們詢問對宣判結果的看法，他們普遍表示，畢竟分攤下來，數額不算太大，對這一判決結果還是能夠接受。也就是説，願意賠償的業主並不是認為法院判決有理，而是覺得數額不大，所以就息事寧人了。另外的430多户，他們連法庭都沒有來，會不會都自覺落實法院的判決，其實是很難説的。

從法理上説，如果法院判決我賠償，我也是不會賠的。請法院或者原告用事實證明我侵權，證明那個奶瓶就是從我家屋頂掉下來的。如果法院不能證明這一點，憑什麼判決我賠償？你不能因為我家住在這棟樓上，就負有連帶責任，這樣的株連政策，豈不是比元朝還厲害？這裏，我們堅持的就是過錯責任原則，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是承擔責任的充分必要條件，由高空拋物的受害人舉證證明真正的加害人，並且要證明其主觀上的過錯，如果不能舉出證據證明致害人在實施侵權行為時主觀上有過錯，則致害人就可以不承擔民事責任。

這並不是邏輯推理，而是已經有了這樣的先例，而且也發生在重慶，這一例證就是發生的全國高空拋物第一案：2000年5月11日，一個從樓上扔下來的煙灰缸，把郝躍頭部砸傷；而法院在一片爭議聲中判決樓上的22家住户各賠償郝躍8100餘元，共17萬多元。然而，14年過去了，傷者郝躍僅獲得其中2名被告的全額賠償和1名被告的少額賠償，總計不到2萬元的執行款，連打官司的成本也沒拿回來。直到14年後的2014年5月6日，重慶煙灰缸砸人案受害者郝躍，再次來到重慶渝中區法院，申請法院恢復執行，此後我們也沒有聽到迴音，那19户責任人又給了多少錢。

當然，我們並不責怪法院，法院的判決是有依據的，這就是《侵權責任法》第八十七條明確規定，“從建築物中拋擲物品或者從建築物上墜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的，除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人給予補償。”對於這一法律規定，法學界一直有不同意見，因為它違反了多項法律原則，業主居住在2-33層並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過錯。如果這樣的法律精神可以推廣，今後城市裏發生的一切偷竊、傷害等財產和人身傷害案件，當無法偵破時，都可以判決居住在整個城市的居民負連帶責任，由全體居民共同賠償，豈不是荒唐之至。應該説，把法學界、理論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寫進法律，必然產生難以解決的矛盾，這是一個教訓。

那麼，如果無法確定高空墜物的實際責任人，被害人難道就冤沉海底，無法得到公平正義？這是可能的。假如你遭遇車禍受傷，當然也必須是肇事車輛的所有人或駕駛人賠償，如果沒有找到肇事車輛，就無法獲得賠償，這樣的情況是會發生的，那當務之急就是破案。如果破不了案，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政府完善救濟制度，甚至可以動員有關住户捐款救助，但不是賠償。執法機構不能因為破不了案，就通過錄像，查出所有過往車輛，由他們平攤賠償，這豈不是很可笑？

所以，對於奶瓶傷人案，首先需要的是破案，例如根據奶瓶留下的指紋之類的線索查找真正的責任人。如果破不了案，法院是難以判決的。（殷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