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2016世界亂象對未來的啓示

2016年世界局勢亂象叢生，可謂是1991年冷戰結束以來最複雜的一年。學者一般善於通過歷史把握未來，但今年很多事件顯然偏離了歷史軌道、讓人始料未及，因此學者們的預測頻繁出錯。

按筆者理解，整體的國際秩序還可進一步細分為兩個層面的秩序，其中“第一秩序”是指大的地緣政治格局形成的秩序，“第二秩序”則是受此影響的各國國內政策選擇。雖然在較長時段內，某個國家內部發展良好的話有可能會改變“第一秩序”，但更多時候還是“第一秩序”決定“第二秩序”，比如美國在冷戰中贏了，才使其他一些國家趕時髦地推動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但反過來如果冷戰還在，那麼“第三波”潮流也就很難出現。放到當前世界語境下，就是世界總體上的混亂不堪引發不確定性和焦慮，焦慮促使民粹主義思潮泛起，接着民粹主義的壓力導致某些國家政治搖擺，這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劇不確定性，世界就此陷入惡性循環。

以美國為核心的“一超多強”秩序自1991年冷戰結束後形成，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為止僅維持了十多年就出現問題。雖然奧巴馬總統上台時舉着“改變”的大旗，但隨後8年美國並無實質性改革，特朗普贏得2016年美國大選就是對奧巴馬過去8年執政的間接否定。歷史上看，一般的國際秩序在形成後都能穩定幾十年，但為何美國主導的“一超多強”秩序這麼短時間就出現了問題？雖然中國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對現有國際秩序帶來衝擊，但作為當今世界的“一把手”，美國顯然對既有國際秩序亂象叢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些恐怕都需學術界嚴肅反思。

首先，不能再提倡以純經濟學思維主導社會治理，而應着眼於政治經濟學的綜合視角來分析和處理社會問題。正常社會體系包含政治、經濟和社會等3個實體體系和思想文化這個虛擬體系。其中的3個實體體系之間相互作用和影響，如果政治體系、社會體系變了而經濟體系沒能跟上，就會出現英國脱歐或“特朗普現象”。這背後的原理在於，以純經濟學思維指導社會治理會導致貧富分化嚴重，當強者收益越來越大而弱者被逼到絕路時，社會治理就將難以為繼。

其次，到了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深刻反思的時候。英國撒切爾夫人和美國里根總統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後上台執政，隨即在世界範圍內掀起持續30多年的新自由主義狂潮。但今年的英國脱歐和美國“特朗普現象”，標誌着兩國內部對“撒切爾主義”或“里根主義”的間接否定，至少新自由主義這麼多年來的實踐效果並未讓這兩個社會滿意，否則它們不會這樣“説不”。

客觀而言，新自由主義為世界帶來了政治、社會自由化以及經濟繁榮，這是它的現實歷史貢獻。但其本身也存在缺陷和嚴重負外部性，比如社會不平等、環境破壞、道德混亂等。現在，新自由主義在其發源地英美國家都面臨主體社會的不滿，這更要求人們對其有所反思，跳出新自由主義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方面的誤區。

比如經濟層面，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假設是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最有效率、競爭導致均衡，但現實情況是市場經常失靈、競爭經常導致壟斷。政治層面，因在20世紀吃過極權主義的虧，因此過去30多年來很多人信奉所謂“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原則，但他們忘了另外一個原則即“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責任”。西方民主國家一出事故，就以某個官員道歉辭職的方式表示承擔責任。但鞠躬換人就算承擔責任麼？事實上它只是利用人性的弱點緩解了政治責任問題，實際並未真正解決問題。社會層面，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推理，總是私營好於國營、NGO管理高於社會管理。西方之所以能在南美或東南亞一些國家搞NGO治理，是因為那些地方原來並無成熟完整的國家機制。但這個前提條件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並不存在，因此新自由主義關於社會治理那套並不普遍適用。

不客氣地説，世界已經被新自由主義那套理論矇騙了30年。面對當今世界的亂局，學術界看待和分析問題的一些基本價值觀都需做出改變，否則只會害人害己。

面對“世界秩序亂了”這個現實，中國需做兩方面的利弊權衡。第一是是否任由亂局繼續下去不管，這裏需要衡量的是這樣做會對中國不斷擴展的海外利益造成多大損害。第二是是否填補世界秩序亂了之後可能出現的權力真空，這需仔細研究和評估其中的代價和風險到底多大。

總體而言，中國的發展戰略一直堅持問題導向，這裏所説的問題既有外部壓力，也有源自內部發展的需求。除了問題導向，中國發展戰略還有另外一個要素，即條件資源。學術界要做的是對我們基於問題需求導向和現實條件資源的戰略做出有力説明，但事實上我們在這方面做得不好。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給人留下的印象都是理論建構落後於實踐，不僅在總體戰略和外交領域如此，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其他領域也是一樣。因為理論是對已有實踐經驗的總結，因此註定落後於實踐，但也不能過於落後。理論建構雖難但不能不做，好的理論具有啓示意義，有助於減少未來犯錯的概率。

世界局勢發展和現實權力轉移到底走向何方，現在尚難預測。美國已經選出了特朗普總統，他上台後將把美國帶向成功還是更深層次的失敗還未可知，屆時美國對國際秩序的影響也難斷定。坦率來講，當今世界很多情況已經超出我們一些學者過去幾十年來學習和研究的知識積累。現在我們只能先正確認識已然或正在發生的變化，然後再根據現實問題和條件資源來探索中國的應對之道。(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