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影看劇話“焦慮”

《歡樂頌》《小別離》等電視劇播出後,中國的“中產階層”又火了一把。這個從西方舶來的概念,定義含混,標準不明,卻總能引起許多人共鳴。電視劇裏,中產階層的主人公看似衣冠楚楚,卻要為生活艱辛打拼。不論是實實在在的房產、收入,還是無形的談婚論嫁、子女求學、職場競爭,都投射出難以名狀的焦慮。

房子、票子、孩子

樊勝美是月入過萬的外企HR。人前,打扮得光彩照人；人後,卻是一肚子苦水無處傾訴。在上海,她買不起房,只能跟初涉職場的兩個小姑娘合租,在網上她淘假名牌,只為省下錢養活小鎮父母。男朋友為了接近愛慕虛榮的她,租了一輛寶馬車充“土豪”,她也騙男友説租的房子是買來的——電視劇《歡樂頌》

專家認為,中產階層的定義含混,按職業羣體劃分較為客觀。在中國,專業技術人員、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企業管理人員等受過良好教育、靠薪資謀生的,都可算是中產階層。

《歡樂頌》講的是同住在一層樓裏的5個姑娘的故事。劇中處於中產階層的樊勝美,命運可悲可嘆,引起了觀眾最多的關注和共鳴,甚至有一些入戲的網友聲稱,要“用支付寶給樊姐打錢”。

《歡樂頌》的編劇袁子彈説:“創作劇本時我們想盡可能覆蓋到社會各個階層,沒想到播出後反響最大的是中產階層。當前社會,中產階層是中國的基石,電視劇裏講的買房也好,婚姻、愛情、友情也好,都是他們面臨的現實問題,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願意思考,因此,關注的也最多。”

在中產階層的飯局上、羣聊裏,房子、票子、孩子都是繞不開的話題,也是他們焦慮的來源。北京某平面媒體記者閆秋(化名)説:“我的年收入只有14萬元,愛人在國企上班,兩人加起來不到40萬元。我們在北京買了兩套房子,一套210萬元,一套380萬元,首付主要是靠父母,還不夠,我們又在網上借了信用貸,每月要還4000元,兩套房子的月供是1.6萬元,其中一套租出去了,每月能賺租金6000元,剩下的只夠日常開銷,連生孩子都不夠。”

在北京一所私立學校工作的梁先生初為人父,兒子還未滿百天,他已經開始用中、英、法三種語言給兒子讀繪本,還準備換房子、報早教班。“現在已經在想他將來學擊劍還是馬術?學鋼琴還是小提琴?”梁先生説:“自從有了孩子消費海了去了,一個推車9000塊、一個安全座椅3000多,荷蘭的奶粉、日本的尿不濕……賺的錢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兩口子年薪30多萬感覺緊巴巴的。”

嫁豪門、擇校門、出國門

母親對女兒説:“你今天要是進不了前一百,你就進不了重點高中,你進不了重點高中,你就進不了重點大學,進不了重點大學,你等於是這輩子完了”——電視劇《小別離》

中產階層深信,教育是改變命運的主要路徑。他們用自己的經歷證明了這點,並且還要通過更加“精英”的教育讓下一代立於不敗之地。如果把社會階層看成一個金字塔,中產階層就是塔上最勤奮的“蝸牛”,他們只有奮力向上才能保證自己不掉下來。

電視劇裏也是如此。每個中產階層都拼盡全力,想要再上一個台階。《歡樂頌》裏的樊勝美常常找機會參加富人聚會,一心一意想嫁豪門；《小別離》裏的中產家庭為了讓女兒朵朵考入重點中學各種施壓；普通工薪基層家庭裏的母親為了改變下一代的命運,一心想把“學霸”女兒送去國外讀書……無形當中,生兒育女、談婚論嫁都劃分出一扇扇門。

閆秋告訴記者,她看《小別離》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演員黃磊飾演的方圓因為醫療事故沒法當醫生了。他對愛人説,活到中年發現自己除了當醫生什麼都幹不了,失去這份工作,一切保障都沒有了,發現自己與世界都是隔離的。“像他們這種準中產家庭,失去工作保障,就失去了家庭經濟收入,對我們來説更加如此,怎麼能不焦慮?”邱楊説。

“中產階層有種天然的焦慮。”袁子彈坦言:“我本人也是中產,有時突然會想學區房怎麼那麼貴?要不要把孩子送去國外?作為社會中最大的羣體,中產向上發展有困難,向下又有一種危機感,對家庭、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都不滿足,所以時常處於比較煎熬的焦慮狀態。”

從外部因素看,公共資源分配不均,是中產階層焦慮的原因。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教授葉華舉例説:“50年代,中國就沒有多少中學,通過建重點中學給其他中學作為示範。但慢慢地,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形成了等級。”

在這些領域裏,富裕階層不用爭,貧困階層爭不起,中產階層成為“爭”的主力。山東大學哲學與發展學院講師李淼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這些拼命奮鬥的中產羣體,努力向上,遠離底層,用盡力氣換個學區房,只為子女不上弱校,不要和‘賣菜的、修空調的’孩子做同學。”

從內部因素看,比較、從眾心理又給中產階層添了一把柴。80後梁先生説:“我知道這是一種從眾心理在作祟。我們父母那輩人大部分沒上過大學,我們這輩人基本都是大學畢業,要讓孩子超過家長,起碼要是個名牌大學畢業,就像你爬山看風景一樣,總希望孩子看到更高更美的風景。現在競爭這麼激烈,大家都這樣培養孩子,你不走尋常路,將來什麼結果無法預料。”

葉華認為,在收入水平普遍較高的北、上、廣、深,碰到有車、有房、生活滋潤的人要多一些,自然會使一部分收入相對較低的中產階層降低對自己的評價,想要向更高的層次發展。

壁壘、分層、絕望

5個姑娘雖然同住一棟樓,沒車的人下樓時按了“1層”,有車的人下樓時按了“B1”；樊勝美第一次跟“白富美”曲筱綃交手,發現對方的包包價格壓過了自己,悄悄換了一個旗鼓相當的手袋才恢復自信——電視劇《歡樂頌》

階層差異滲透在生活細節當中,看似平常,想來卻難平心頭之怨。有的評論認為,劇中人物主要來自上中下三個階層,看上去有説有笑、互幫互助,但壁壘森嚴,恰恰是社會分層的映射。還有影評人説:“絕望堵住了階級流動的一切可能:麻雀無法通過婚姻,飛上枝頭；窮書生再努力,也難鯉魚躍龍門。”

實際上,真正使中產階層焦慮的是階層固化,擠壓上升通道。中產階層對自己的現狀不滿,對下一代能否維持中產或向更高的社會階層流動沒有信心,才會變得越來越焦躁。

《社會藍皮書:2016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收錄的《北京、上海、廣州社會中間階層調查報告》調查了3000多名受訪者。在回答“總的來説,您認為當今社會是否公平”問題時,中間階層中均有37%左右的受訪者認為“一般”。認為“比較不公平”和“非常不公平”的,中間階層中為39.4%。

曾因《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在社交網絡上走紅的學者黃燈説:“我在廣東生活,平常接觸到的城市家長都是精英階層,高學歷、高收入,用非常精英化的方式教育孩子；我和丈夫都是考上大學離開農村的,如今在城市裏也是中產,但還是會受到原生家庭的拖累；在農村老家情況就更糟了,家長教育程度偏低,對孩子的教育也不重視,他們能否競爭得過城裏孩子,能否像我們當年那樣考上大學改變命運,我最憂慮的是上升通道越來越窄、社會分層愈發加劇。”

葉華等專家認為,眼下,我國階層固化的現象並不明顯,但需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擴大中等收入羣體的構成。袁子彈説:“我們的社會很有活性,仍有不少優秀人才脱穎而出,中產階層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要用物化的標準衡量成功,樊勝美未必變成曲筱綃才是成功,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內心的平靜和自信也是一種成功。”（記者 毛一竹、張紫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