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是“文明衝突”，還是治理危機?

不久前，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會議上表示，希望能夠通過立法手段在德國境內禁止佩戴覆蓋全臉的面紗。“蒙面面紗不屬於德國”，這獲得了很多德國人的支持。

包容越來越成為“奢侈品”

曾幾何時，歐洲被譽為對不同宗教文明最包容的地方。但是，經過2015年底的巴黎暴恐事件，再到今年時有發生的極端宗教分子恐怖襲擊，讓這種包容越來越成為“奢侈品”。此前，鬧得沸沸揚揚的法國“布基尼”禁令事件，儘管在法國最高法院對禁令做出“無效”裁決後告一段落，但法國社會在堅持“世俗化原則”和尊重多元化現實之間各執一端的爭論依然激烈。

多元文化之間是走向和諧共處的坦途，還是滑向“文明衝突”的深淵，是在歐美知識界由來已久的難解辯題，也在難民問題、族羣分裂以及恐怖主義威脅等問題加劇的今天，成為西方國家陷入政治分化和政策困境的深刻背景。

歐美社會內部的“文明衝突”是“顯而易見”的：法國海灘上少數包裹全身的布基尼自然比裸露的多數更扎眼;德國新年性侵事件中的作案者，僅僅從長相就能分辨出他們的難民/移民背景;歐洲本土與外來文化的對立也被具象化為“教堂與清真寺數量的此消彼長”。多數歐洲居民認為穆斯林過於“可視化”和“具有文化影響力”是讓他們感到“不適”的主要原因，因此從在公共場所禁止宗教服飾到在沙灘上清理布基尼，外在的文化差異成為歐洲國家政府多年來不遺餘力的清除對象。

為減少本土民眾對於外來人羣“更不安全”的擔憂，歐洲國家在公共安全上採取的也是區別對待、分而治之的措施。例如，法國先後在穆斯林聚居區設立起“城市敏感區”和“安全優先區”，但結果是一些地區成為犯罪滋生之地，以至於在法國生活、一向奉公守法的華人羣體也飽受池魚之殃。

在“文明衝突”的表象後面，外來移民在歐美社會難以融入從而引發衝突的根本原因還是經濟社會上的不平等。

在多數歐美國家，移民是殖民化歷史和老齡化社會勞動力需求的產物，其身份帶有“被征服者”和“客工”的先天印記，難民更是流離失所的無家可歸者。很難想象這樣的“出身”能為他們迅速獲得在教育、就業和進入主流社會方面的平等權利。移民成為貧困的弱勢羣體，是法國失業率最高、收入最低的人羣之一。即便在移民融入相對較好的德國，儘管法律有關於平等對待的明確規定，但社會對於外來者的隱性歧視也廣泛存在。物質上的貧困和身份認同上的無可歸依，很容易導致精神上的貧困和極端化，日益龐大的移民後代羣體中出現極端主義的追隨者也就難以避免，歐洲“獨狼式”恐怖襲擊難以根除的主要原因正在於此。

“文明衝突”刺激了社會羣體分化

西方國家曾先後採取“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來解決文化融入問題，從“文化衝突”的角度來看待和解決社會融入問題，不但有意無意間迴避了經濟社會不平等的根源，而且在遭遇本土民粹意識的反彈之後便淺嘗輒止，在政治上迅速退卻。

“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失敗”給西方社會帶來的最大沖擊是將經濟社會問題與身份政治掛鈎，將不同族羣牢牢地貼上了“文化”的標籤，造成族羣分化甚至對立的意識傾向進一步公開化、社會化，本土民眾對貧富差距、社會治安、失業高企甚至房價飆升、物價上漲等現實問題的不滿和不安情緒，從此都有了明確的宣泄對象，而具有鮮明文化特徵的穆斯林羣體就更容易成為“出氣筒”。在本土民粹和外來極端兩種意識夾擊之下，歐美國家對社會融入的“有效治理”只能靠政策搖擺或個案解決來疲於應對。

“文明衝突”命題在歐美也是精英們對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相互建構的思考結果。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在二十年前正式提出這一命題時，就始於指點國際關係經緯。儘管在他和他們的內心深處，對於美國內政演變的憂慮，尤其是對於美國本土盎格魯撒克遜精英政治最終會淹沒於拉美裔移民潮的恐懼，才是最為真切的憂慮，其內憂遠大於外患。

作為國內政治憂患的外化產物，在冷戰結束、“歷史終結”的背景下，“文明衝突論”又成了“樹敵於外而自強”的美國式現實主義政治思維的必然產物，是意識形態對立的變種。

“文明衝突”的立論前提是承認文明/文化的多樣性，相對於抱殘守缺的西方文明普世論無疑是進步了，但它隨即就拐進了將文明多樣性與世界多極化直接關聯、認定文明間相處必然走向衝突宿命的死衚衕。前者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現代説法，簡單地抹殺了人類社會通過合作追求共同利益的共性和交集。後者則似乎被隨後發生的“9·11”事件坐實了，而近來歐洲在難民危機和反恐應對中類似布基尼禁令這樣的文化衝突也暗流洶湧。但歐美精英們率先從理論和政策上舉起“文明衝突”的旗幟，不僅強化了衝突意識，刺激了社會羣體分化，加劇了國際關係爭端，還破壞了社會羣體走向融合、國際社會相互包容的努力，始作俑者難辭其咎。

文明/文化多樣性是與生俱來難以改變的現實，但衝突不是文明間相處必然蹈向的宿命。只有在歐美社會開始認真反思導致內外“文明衝突”的根源，歐美政府不繼續迴避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之後，歐美的內外治理困境和危機才能得到真正緩解。(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