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孫三代從醫詮釋“ 醫者之心” 思辨“醫患困境”

徐彙區嘉善路的甘邨，1931年建的老弄堂裏，住户幾經更迭，已沒幾個人知道老陳做過醫生。退休多年，加上眼疾導致視力減退，老陳也懶得多走動。

但7年前聽到外孫被醫學院錄取的那天，70多歲的老陳攙着90多歲的老母親摸摸索索去店裏買巧克力，又爬上爬下給街坊每家每户發，得意地宣告“後繼有人”。

相似的激動，還有一次是30多年前——女兒考進醫學院時，老陳陪着女兒走在校園林蔭道上感懷萬千。

老陳説，醫生三代，其實不少。但百般搜尋，能同時接受採訪的也難找。

如今職業選擇已和代際傳遞關係不大。但因中醫千百年有“子承父業”的傳統，“醫二代不願從醫”的現象難免令人唏噓，尤其伴以全國多地暴力傷醫事件屢屢發生的背景——11月20日，一位護士因家屬對配藥過程不信任導致受傷，面部縫8針；11月22日，一位女醫生被刺9刀，其中一刀刺破心臟……中華醫師協會發布過的醫師執業狀況調查報告顯示：醫師中不希望子女從醫的人數為78.01%，希望的人數為6.83%，無所謂的人數為15.16%。

政治文化學者英格爾哈特在書中提到價值觀的代際轉變，“變遷的實質是從生存價值觀到自我表達、自我選擇價值觀的轉變，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會對這種變遷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

老陳一家三代的選擇，映襯了時代更迭，其職業價值觀的變遷之中，亦有不變。

念想

老陳是醫生，但嚴格來講，不是“正規”醫生。

老陳曾經鐵了心想考醫學院。1952年新中國首次高考，他第一志願就是上海醫學院，差了兩分，被第二志願復旦大學生物系錄取。“反正都和生命科學相關，實際上那時基礎科學比醫生吃香，因為有苗頭好得諾貝爾獎。我其實也是想做研究。”他自我安慰。

老陳高考前一年，父親肺癌去世，對他打擊很大。“父親很難過，他以前也想做醫生。”老陳祖母的父親曾是寧波有名中醫，綽號“鍾半仙”。但中醫講傳承，且傳男不傳女，因此祖母的兄弟都做了醫生，而祖母無緣從醫。老陳雖然沒上成醫學院，但還是忍不住和醫沾邊。大學畢業，他常跟着當中醫的舅公學看病，學望聞問切。老陳到現在還記得一張偏方，叫“蒼耳子草”，草的芯子裏寄生一隻蟲，取出來浸到油裏，貼到癤子上，萬試萬靈。

畢業後，老陳原本要留學，研究巴普洛夫的條件反射和非條件反射，可當時中蘇關係惡化，他只能被分配到內蒙古。一年後回到上海，進入上海人民電器廠。

大概老天也不忍斷了老陳的念想，他居然在廠裏當了醫生。

始於1952年的愛國衞生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城市裏建起三級醫療體系，第一級是以單位為基礎，各個工廠都有醫院或衞生室。某種程度上來説，廠醫相當於城市裏的赤腳醫生。老陳畢竟是正規大學生物系畢業，1960年就被安排進保健科，之後當了保健科科長，帶着兩位赤腳醫生、兩位護士，“邊幹邊學”。工作不僅僅是看病，更多是預防，比如除四害、宣傳義務獻血、去食堂監管衞生情況。

老陳的確有醫學天分。他曾看一位金工師傅臉色不好，憑直覺帶到醫務室，一聽就發現嚴重早搏，送到醫院診斷為心肌炎，住了半年多終於搶救回來；還有一次，有位温州客户“肚皮痛”，他一摸就覺察到嚴重性，立刻送醫，原來是急性胰腺炎，客户得以保命。有上級醫院醫生覺得老陳“只在廠裏當醫生太浪費”，1974年送老陳到華山醫院進修。

學到的東西真多！老陳説，每天接觸全國各地來的病人，內科、急診、口腔科。不過，老陳最終沒能留下繼續學習工作。廠裏催他回去。而且，當時廠裏的收入確實比醫院高一點點。“那些時間多少苦啊，一切服從安排。有人正規航空大學畢業，也就在唐古拉山口小賣部討生活。你沒有能力反抗，否則又一頂帽子上來。”

老陳做了38年廠醫，從1960年做到1998年，直到主治醫生，經歷了中國醫療制度由曾經的“政府企業負擔”逐步轉向市場化改革。

總有人感慨改革開放前的醫療制度好，政府投入多，看病不要錢，但老陳感覺，都靠政府、企業補貼，不現實。“我作為科長，知道醫保哪裏來，都是從廠裏效益的百分比提出來的。廠裏限制，我不好超過的。藥的品種也有限制，鈔票要算了用。但是我做醫生又體會到，有些進口藥藥效確實好，如果大家都用，醫保出不出？不得不‘自費’。當時國家情況就是這樣。”

對於那些沒法報銷的同事，老陳能想的辦法就是和工會商量，“實在太困難，給人家點補助”。

至少在那個年代，醫生職業很吃香。老陳説：“醫生就是救死扶傷！一個人因為你活過來了，老安慰的。你畢竟在做好事情！”

因此，女兒小陳高考前，班主任把老陳叫去談話，説兩個公費保送名額，給你女兒一個，可以保送華師大電子計算機系，國家重點培養。

老陳想了想，只問一句，如果不保送，女兒成績能不能考上醫大？

老師説，發揮不失常的話，篤定。

老陳斬釘截鐵，那就不要保送，考吧。

機遇

老陳羨慕女兒、女婿遇上“充滿機遇的好年代”。

他到現在都記得送女兒上醫學院的那天。離家不到2公里的路，他和愛人一起送女兒去。走在校園裏，他激動地想：我沒實現的夢，女兒幫我實現了。

小陳醫生1981年上大學，1987年畢業。

在那個年代，出國熱像潮水一樣席捲高校，幾乎每個校園都有英語強化班，託福、GRE 的培訓廣告隨處可見。伴之以出國潮的還有下海潮，人們一批批地下海，似乎只要離開體制就能發財。

在經歷出國潮、下海潮之後，小陳同班同學只有1/3做了醫生。

小陳醫生也有過機會。1996年，她被公派美國1年半做訪問學者。結束後，有老外邀請她留在美國，但她選擇回國，被説成“crazy（瘋了）”。

“我跟父親這一代完全兩樣，我們全是改變，機會太多了。”小陳醫生覺得，機會多了，反而更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麼，人生的追求是什麼。

她記得，上學時父親對她讀書抓得很緊，難免有逆反心理。有次父親問她：“你為誰讀？！為自己讀，還是為爸爸讀？”“為爸爸讀。”她講心裏話。父親更生氣：“我要你為我讀做什麼？爸爸已經讀了復旦大學。為我讀就不要讀了！”

從那以後，她審慎思考過自己的多次選擇，包括為什麼從醫。“去國外，物質生活很好，但很可能不能做醫生，我始終是喜歡做醫生的。有父親的影響，也有自己工作中的成就感。人生不是完全靠錢來衡量的，還有方方面面的因素。”

現在，小陳醫生不再是“小陳”了，她成為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南院麻醉科主任。她手裏救回來的人，有被果凍嗆到已經眼皮直翻的幼兒，有輸了40多袋血的危重產婦，有車禍把氣管撞斷的重傷者，有英國人、美國人、中東人。

她的丈夫鄒醫生也是明確要做醫生的人。他比小陳醫生早3年畢業。當時他所在科室裏同齡的8位醫生，走了5位。現在他是華山醫院外科副主任，華山東方乳房專科醫院院長、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

鄒醫生的父輩不是醫生，但有另一個人承擔了感召者的角色。

他1978年參加高考，原本考的是同濟大學城市規劃與建築系，分數高了20分。

但體檢時被診出縱隔結節，現在知道是良性腫瘤，但當時直接失去升學資格。

2個月四處求醫，跑遍南昌，再到上海，輾轉多家醫院，遇到各式各樣的醫生，卻始終沒有明確診斷。

他到現在都記得，在北京路那個老胸科醫院的門衞室，幫忙介紹的人攔下一位個頭高大、風度翩翩的男醫生，那人拿着片子對着自然光看了幾秒，沒有半點拖泥帶水報出病名，説可以來住院手術。

“那種自信、篤定，太讓人信服。”鄒醫生後來才知道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吳善芳，病癒回家後就改了志願，要讀醫。

他在考上上醫大之後專門拜訪過吳醫生。吳説，很高興他學醫，另外要他“不要太辛苦”。畢業一年，他本想再去看望，卻得知吳醫生已離世。

鄒醫生説，他做了醫生後才體會到這句“不要太辛苦”可能有兩個概念：一是叫他當時病後注意保養；另一個是指做醫生不易。

在兒子出生前，鄒醫生在醫院度過最艱苦卻最充實的時光，做住院總值班、直接跟隨大專家上台手術、大量學習國外先進術式……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市場化改革對醫療資源和技術的提升功不可沒。所有制結構上的變動、管理體制方面的變革以及多層次的競爭，使公立醫院的數量、牀位、設備、人員數量都比計劃經濟時期有了明顯增長。各醫院開始做強專科，分科越來越精細。患者也更方便在任何一家醫院就診。

但同時，公立醫院市場化之後，政府不斷降低對醫院的投入，以藥養醫的盈利模式形成，醫院不得不自主創收。

而人心一旦被懷疑，關係便再難恢復如初。當一線醫生們拼死拼活多看一個門診、多接一個急診時，在一些患者看來，不過都是掙錢的手段。

刺眼

實習之前，第三代的小鄒覺得醫學就是治病救人；實習之後，他發現比治病更復雜的是處理人際關係，比如怎樣和患者溝通。

小鄒成長的時候，還是父親單位分房的年代。而在那一棟醫生雲集的公寓裏，與小鄒同齡的其他6個醫生家庭孩子，沒有一個學醫。

25歲的小鄒笑笑説：“我是另類。”

2009年，小鄒報考交大醫學院8年制之時，已是醫患糾紛走向流血衝突的階段。據衞生部統計，2006年全國醫療糾紛事件共發生10248件，2009年上升為16448件。第一針沒扎進血管、言語不合等事由都曾使患者方情緒驟然爆發。

小鄒説選擇是在高二做出的，那時他回想了擅長科目——生物、化學，又和父母討論了“學商不適合老實個性”，於是定下心讀醫。

他以為父母並不支持他的選擇，因為父親沒説鼓勵的話，只説“學醫很苦，回報很晚，前期投入很大”。鄒醫生卻説，其實他早有讓兒子學醫的想法，只是從不表露，希望由兒子自己做出負責任的選擇。他至今仍清楚記得兒子被錄取的日期，與今年6月兒子拿到醫師執業證書是同一天。

目前小鄒醫生正在度過博士畢業前的最後一年。他一般7時30分上班，查房、門診、寫病例、跟手術，晚上回去還要琢磨論文。受制於目前臨牀醫生的職稱評價體系，科研水平依然是醫學生就職、臨牀醫生晉升的關鍵因素。

有次，他一夜只睡了2個鐘頭。外公知道了，也沒安慰，只説：“做醫生就是這樣，儂只好下班後抓緊休息。”

他實習的醫院與母親所在的醫院恰好是同一家，經常同時間在手術室，卻幾乎沒有照面。“他是眼科，不太需要全麻。一般都是他做完手術，匆匆忙忙出去；我管麻醉，專心處理我的病人。”陳醫生説，偶爾下夜班看到兒子，滿面倦容，鬍子拉碴。

實習至今，小鄒醫生有一點體悟，就是要守原則。他目前剛獲得醫師執照還不能獨立門診，因此跟着主任做助手。一位看上去不富裕的老婦人懇求他，上週剛做過檢查，這次可不可以不做？他一心軟，要不就算了，幫人省點錢。但帶教主任後來一眼發現問題，一查，果然病情又有變化。“這對我是個教訓，視網膜病，一週病情可以改變很大。”

“如果你同情他，就在不涉及原則的範圍儘可能幫助他。但絕不要破壞原則。”小鄒説。他聽説有位學長為幫患者申請賠償而修改診斷，結果被人告發。

在朋友圈，他也會轉發一些表達醫生無奈的文章，一般“只轉不評”。他説，這兩年輿論好些了，前幾年不管是説醫生好的還是不好的，評論都是清一色罵醫生，看了特別刺眼。

小鄒説，他並不看重現在收入的多少，希望得到的是患者的認可、職業的尊嚴。

而説服自己繼續做下去的方法就是不斷告訴自己，“以後會好，以後會好”。

矛盾

關於醫患關係困境的討論已經持續多年，最後往往歸結到反思——醫療的市場化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十三五”醫改規劃專家、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在多次發言中提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評價中國醫改的一句話，“中國做醫改，不需要到處看，你們好好比較前30年和後30年，就能找出答案”。

她始終認為，醫療是市場失靈的領域。市場機制對每個醫院的微觀效率是好的，但對整個醫療保障體系的宏觀效率，要打問號。

也有反對者認為，當前局面正是因為此前多次改革都沒有完全市場化。

老陳認為，宏觀政策層面的討論，醫生很難插話。他只是單純地覺得，現在有些事情“看不懂了”。

他印象很深的一則新聞，男的急診病人被推到女病房暫住一晚，安排的護士卻被女病人的家屬打了。“人家是急診呀。醫生有醫生角度看問題，患者有患者角度。比如有病人在急診排隊，但如果有更緊急的病人馬上就要倒下，你是讓他排隊還是不排隊？這畢竟不是在飯店吃飯，誰先來誰先吃。這裏面肯定有矛盾。”

他猶記上世紀60年代一位工會主席，因生膿瘡去醫院打青黴素，當時在皮試之前並未要求進行劃痕試驗，結果患者皮試過敏沒能搶救過來。此後，市衞生局要求，皮試前必須進行劃痕試驗。“醫學就是從一個個失敗中發展出來的，這裏面不僅僅是醫生的功勞，其實也有病人的。這是不能忽視的。”

“寧波有句老話，上半夜想想自個，下半夜想想人家，就是説一個人不要只是考慮自己，也要想想我這樣做會影響到別人嗎？如果一門心思只管保證自己的利益，這是不行的。”

雖然老陳一再説自己生不逢時，説女兒女婿這代有機遇，感慨外孫這代競爭太激烈，但這三代人，卻在不同的時代作出了相同的職業選擇。

哲學教授陳嘉映在隨筆 《醫生職業為何崇高》中寫道：即使現代人進入了這個行業而不是那個行業，更多基於考慮和選擇，但這些考慮和選擇仍是伴隨着出身、稟賦、感召等做出的。

“大概就是醫者之心吧。”老陳説。

老陳也感嘆自己沒有經商的頭腦，錯過商品房的機遇。但他説到有藥企銷售看中他醫生身份要他“講課”時，又忿忿然表示，“我不瞭解的不可能瞎説，醫生要有醫德”。

小陳醫生最糾結的事，是給已腦死亡的遺體捐獻者拔管。要眼看着病人的心電圖變成一條直線，但為了去救更多的人，卻不得不做。

鄒醫生認為，要讓病人理解醫療總有一個從不懂到半懂再到全懂的過程。當前就是半懂不懂的時候，最容易產生衝突，更普及之後，應會相互理解。

而小鄒説，無論環境再怎樣惡劣，這個職業依然有它的價值。他就想做一個“零件”，專心致志把分內事做好。（記者 王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