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税能否為美經濟增長再添力

贏得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特朗普，距離正式就職還有時日，不過他已經開始就自己的經濟政策到處發聲。特朗普日前稱,美國將對企業實施大幅減税和政策鬆綁。比如在企業所得税方面，準備將最高聯邦企業所得税率由目前的35%降至15%。

這一提法在全球引發熱議，尤其引發了歐洲，這一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量值上少數能與美國平分秋色的經濟集團的關注。歐元區經濟“領頭羊”德國、法國在特朗普減税主張公佈後第一時間就發表聲明稱：“此舉將對本國企業造成嚴重衝擊，德、法無法接受特朗普這麼大規模的減税”。然而，事實是，減税政策能否成行本身就存在懸念。

贏得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特朗普，距離正式就職還有時日，不過他已經開始就自己的經濟政策到處發聲。特朗普日前稱,美國將對企業實施大幅減税和政策鬆綁。

資料顯示，在特朗普競選時，經濟政策核心之一便是大規模減税。他主張啓動上世紀80年代裏根執政以來的最大規模税改，將聯邦個人收入所得税率由目前的七檔簡化為12%、25%和33%三檔。這意味着美國最高聯邦個人收入所得税率將由目前的39.6%降至33%。

在企業所得税方面，特朗普準備將最高聯邦企業所得税率由目前的35%降至15%，並提議對美國企業海外利潤一次性徵税10%，所得用於投資經濟困難的州。

特朗普還準備廢除使美國公司在全球競爭中處於不利境地的税收條款。35%的企業所得税在全球都是比較高的，將跨國公司海外收入的税率降為8.75%，將促使大量海外資金迴流美國，並鼓勵投資者擴大在美國本土的投資。

然而特朗普減税政策構想能否達到其執行的初衷，還要受到美國財政狀況的制衡。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大國關係研究室主任鍾飛騰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採訪時介紹，從歷史上來看，在美國前總統里根於上世紀80年代所推行的里根經濟學中，供給學派的減税運動是其重要一項，即“30%減税計劃”：個人所得税税率從70%降為28%、企業所得税税率從46%降至33%。里根政府認為此舉能夠推動經濟增長，而在1984年裏根競選連任時，美國經濟已經觸底反彈，這為其贏得了50個州中49州的選舉人票，成為美國曆史上勝選差別最大的總統。

鍾飛騰坦言，減税並不一定能夠推動經濟增長，一方面，這一理論並非被證實是條件直接導向結果的；另一方面，美國里根時代和現代的環境背景、經濟增長要素已經完全不同，應該看到，里根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在現代經濟學中已經衰落了，其減少國家干預、讓市場機制的“內核”在現代全球經濟不振的情況下已經很少起到作用。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則認為，特朗普減税和里根時代相比，應該有類似的效果，但可能比不上里根時代。

據美國税收基金會測算，特朗普的減税政策將使未來10年美國聯邦政府的收入減少4.4萬億~5.9萬億美元。如果政府收入減少後能相應地減少開支，財政赤字未必大幅增加。但如果開支並未減少，就意味着要靠政府增加負債來彌補虧空，這部分的債務增長幅度約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美國能保持2%~3%的經濟增速，外界對美國債務危機的擔憂並不大，因此美國有增加財政赤字的空間。債務增加會導致貨幣供應增加，通貨膨脹有上升趨勢，但出現高通脹的概率不大。”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徐明棋説。

一份由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與税收政策中心聯合發佈的最新經濟報告顯示，雖然特朗普的減税計劃在短期內能促進美國經濟、增加工作崗位，但到2024年，這一積極效應將逐漸消失，進而產生負面危害。

沃頓商學院發佈的模型預計特朗普的減税計劃在2018年能使GDP提高1.1%；但在2024年，這種正面的效應就會消失殆盡，到了2027年，GDP將因此倒退0.78個百分點；到2037年，他的計劃將使得GDP的增速比原先的預期低4.6%。

從地區來看，“不用過於緊張減税政策對亞太地區的影響。”鍾飛騰指出，美國的海外投資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兩岸的歐洲和北美，在亞太的投資累計約為8000億美元，只佔15%~20%。在亞太，美國主要投資地為新加坡和澳大利亞，如果有影響，更多也是對這兩個國家。以新加坡為例，美國企業在新主要投資領域為儲蓄機構等金融業、電腦芯片等零部件生產、原油煉化加工等幾類，這些產業是否能夠或者值得搬回美國也是需要考量的。

記者觀察

美國減税政策可是“放空炮”？

記者 劉旭穎 榮鬱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減税政策目前在全球引發熱議，然而減税政策能否成行本身就存在懸念。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徐明棋告訴國際商報記者，隨着特朗普經濟團隊的主要人員陸續到位，其幕僚團隊與國會共和黨領導層就減税問題已基本達成共識，只是共和黨眾議院領導層傾向於將企業所得税最低税率維持在20%。不過，數字上的“誤差”不會影響特朗普就職後迅速出台減税政策，這也是他進行經濟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

但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大國關係研究室主任鍾飛騰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採訪時卻指出，即使特朗普有極大的理由推動減税政策，但能否執行也很值得懷疑，這從其選民基礎，也就是支持者是否可能執行該政策就可窺視一二。

鍾飛騰説，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由兩大類人羣構成，一類是白人中產階級——這類人由於薪資的長時期停滯或下降已經將自己稱為工人階級——或是反對美國精英制度的人，這類人的文化程度並不高，其所從事的行業也主要是非創新型行業。這類企業的產業鏈或者説生產鏈已經鋪在國外，而特朗普的減税政策又能減下去多少才能有足夠的吸引力讓企業放棄原有的工廠、廉價勞動力、市場等盈利優勢而回到美國呢？

至於另一個選民基礎是美國一些“有錢人”。鍾飛騰説，這些人更青睞於全球配置資源。從理論上來看，如果美國的企業税無法降至全球最低，跨國公司依然能夠找到成本更低的生產地，並且這些企業實際上做的更多的是利用一些灰色地帶的政策避税。這對於美國或者任意一個國家而言都是規模巨大的減税政策，畢竟企業海外投資取決於很多因素，包括供應鏈是否完善、當地市場潛力、法律法規、勞動力素質和價格、當地環保政策等諸多因素。企業税率在其中所佔的比例並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