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瑩：在充滿不確定性形勢下看經濟全球化

“黑天鵝”事件引發國際形勢的不確定性

不知道歷史將如何記載2016年。這一年發生了太多出人意料的事，被稱為“黑天鵝事件之年”。6月23日英國脱歐公投獲得通過震驚世界，被視為“黑天鵝事件”。脱歐顯然不是英國政府的政策選擇，而是民眾的利益選擇，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英國民眾對政府的不滿逐漸積累，認為自己的關切得不到關注，脱歐是一種情緒的表達。

11月8日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出乎美國媒體的意料，被認為是更大的“黑天鵝事件”，美國學者稱之為政治大地震，是底層民眾的一場革命，因為他們的疾苦得不到關注和解決。雖然媒體和精英都渲染特朗普多麼不靠譜，但民眾寧肯一試，因為他們已無所失。

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也是最國際化和擁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美下屆政府的選擇和表現將具有世界性影響，這正是整個世界都在等待和觀察的原因。在華盛頓，美國素來盛產思想和豐富政策建議的智庫和學者們也都在“猜”，各種分析和預判都以“不確定”為基礎，沒人清楚未來的政府會做什麼。

中國的挑戰和機會

這對中國意味着什麼？所謂的“中或最贏”不會從天而降，未來場景不容樂觀，將是智慧和膽識的博弈。一位比較瞭解情況的美方人士説，未來的美國對華政策或將趨冷。特朗普在競選中強調與中國的經貿關係讓美國吃了大虧。他認為自己的觀點契合選民情緒，亦即民意，因此上台後必須做些什麼。

這可能意味着中美經貿關係的前景相當嚴峻。目前美方在貿易和匯率等方面對中國的種種不滿正影響對華看法，如果導致新的政策，將對兩國關係構成挑戰。兩國的有識之士都認為貿易戰將兩敗俱傷，不大可能發生，但對可能出現的摩擦也不能太樂觀。比如，美方是否會對雙邊貿易不平衡採取更激進的懲治措施？是否將在知識產權問題上採取更嚴厲的立場？在網絡安全防範上是否更加嚴格？在南海是否加強軍事部署？在朝核問題上是否對中國提出更多要求？

美國在對華關係上的負面言論對正在改革攻堅的中國不是什麼好消息，但我們也沒必要聞風起舞。美歷屆新總統上任都對中國有些嚴厲判斷，經過實踐中的磨合總會找到合作路徑。中美關係已經長成參天大樹，難以撼動，兩國經濟相互深度依存，美國人也承認，任何針對中國的制裁性舉措都難避免“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的結果。

奧巴馬政府的8年，雖然兩國都感到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畢竟取得了顯著成果。過去4年，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會晤9次，雙方達成很多共識，做成很多事情，包括在全球層面實現合作。2015年中美雙邊貿易額達到5580多億美元，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截至2015年底，中國企業在美累計直接投資466億美元，創造大量就業，美國成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第四大目的地。

學者們建議中國經貿工商界準備好“工具箱”，對傷害中國利益的行為有所應對，既可運用國際國內法律和程序手段，也可採用經濟手段。同時，也應拿出從積極角度解決問題的方案。例如美國最需要的是吸引投資創造就業，這與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需求是順勢的。再如美國迫切需要基礎設施建設，在這方面沒有國家比中國更具優勢。但是，在美國關於中國的客觀信息太少，尤其關於中國企業如何發展和如何開展國際合作，美國人瞭解得很有限，我們的工商和各界都需要更主動地傳播自己的觀點，不能任由謬誤傳播，干擾甚至破壞合作。

廣角看，中美合作前景良好，但在局部和眼前可能挑戰更多。根據高盛的分析，美國經濟有望進一步復甦，尤其減税和加息等政策刺激、增加基建開支等有可能帶動製造業和就業恢復。但美國和西方社會的結構性矛盾克服起來不那麼容易。美方總拿與中國經貿關係不公平説事，但美國人在中國投資建廠拿走利潤的大頭，這些錢哪去了，為什麼沒能解決工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的勞動力升級問題？責怪中國解決不了自己問題。但顯然，美國現在還無法面對更深層的屬於資本主義制度財富分配不均的固有矛盾，只能在現有基礎上修修補補。

能不能説，今後的美國內外政策將向“以經濟為中心”回擺？甚至更具體而言，是以創造就業為中心，從過度擴張和戰略透支向內顧調整;不是要與世界切斷關係，而是更好地利用世界財富和市場為美國利益服務，解決貧困和就業問題。因此，美國變化的方向已經比較清楚，經濟層面的博弈將是未來的焦點。不過2017年會發生什麼、將產生什麼影響，還要繼續觀察。

美國與全球化

在這樣的變化的衝擊下，國際層面影響最大的是美國反對和放棄全球化的趨勢給世界帶來的不確定性。美國是全球化的最主要倡導者，冷戰之後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再到奧巴馬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美西方倡導的全球化包括：一是政治上推行“普世價值”和西方民主政治，二是經濟上推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試圖實現全球在政治和經濟等各方面按照西方模式標準化。

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我曾參加一個為發展中國家組織的美國訪談旅行，日程包括走訪國會、智庫、院校和軍工企業等。當時我的問題是“美國的世界戰略目標是什麼？”過去是與蘇聯爭霸，蘇聯垮台後美國追求什麼？所到之處得到的回答都説是民主、人權和“普世價值”。這些屬於軟目標，而軍隊是硬力量，我問：美國強大的全球軍事部署是服務於實現這樣的軟目標嗎？印象是，許多美國人這個信念很明確，雖然當時還説不大清楚如何做。

後來的事實表明，美國確實一直在為這樣的目標打仗，哪怕反恐戰爭期間也要改造別國政權。他們是否誤讀誤判了世界大勢呢，顯然沒有跟上世界和平發展的潮流。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前中國GDP只有美國1/9，十年後撤出時中國已接近美國GDP的一半。現在他們清醒了，奧巴馬抱怨中國“搭了便車”，特朗普則明確講不應浪費那麼多錢到處打仗。

美國在全球構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中，資本的逐利行為導致自己的製造業快速外流，冷戰後一代人的時間裏幾乎掏空了工業基礎，基礎設施年久失修，社會契約關係凋零。財富更快地集中到頂層的資本所有者手裏，他們是全球化的鼓吹者，也是最大受益者。富者更富，窮者就更窮了，受到剝奪和傷害的是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大多數美國普通人。歐洲類似，在部分歐洲國家青年人失業率持續處於高位。

現在的情況是西方的上層操弄了全球化，而社會底層的“革命者”卻把打擊目標對準了全球化和中國這樣一些成功者。

中國與全球化

中國從一個貧窮的農業經濟體轉變為工業化國家，實現六億多人脱貧。這是因為中國有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有對世界大勢的準確把握和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堅定目標，中國堅持以自己的方式參與經濟全球化，斷然拒絕政治西方化，鞏固了三個自信，團結了廣大人民。

美國很多人在問：中國是否想要填補美國退出全球化的領導空間？這個問題很難用“是”或“不是”回答，甚至可以説是一個話語陷阱。

30多年的經濟全球化使得國與國之間形成深厚的相互依存關係，歷史不可能重新走過，全球化倒退和逆轉都不大可能發生，美國可以不支持，但全球化不會止步不前。況且也沒有替代方案，如果放棄全球化，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碎片化，是以鄰為壑、保護主義盛行導致相互傷害。全球化不是錯在方向上，而是存在缺乏管理的問題，這個弊端在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導致了不平衡。理性的態度是予以改進和完善，如果把經濟全球化的初始階段視作1.0版，現在也許應考慮打造全球化的2.0版了。世界已在見證這樣的“升級”。

首先，在新一輪技術革命驅動下，網絡平台的發展和手機通訊、人工智能技術的迭代更新催生新的生產和銷售方式。例如今年“雙十一”網絡購物節銷售額達180億美元，覆蓋235個國家和地區。

其次，產業分工向發展中世界進一步擴展。在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同時，印度、越南等新興國家甚至非洲開始承接更多製造業分工，它們構成經濟全球化的持續後勁。

同時，中國對全球化的弊端也有認識和體會，進入轉型升級的艱難旅程。我們確實有條件也有必要在全球化未來發展上發揮更大作用。中國的態度是鮮明的：不能開全球化的倒車。習近平主席在秘魯APEC會議上積極推動亞太自貿區，向世界發出清晰的信號。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全面起步，這個進程將賦予中國參與、影響全球化進程更多資源和經驗。

中國曾是世界上最閉塞和落後的國家之一，幾次與世界發展的潮流失之交臂，能有今天的趕超，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鄧小平開啓的改革開放事業。中國人經歷了很多曲折，也在逆境中煉就了對信仰和目標的堅持。現在的世界更加複雜，我們需要冷靜觀察、站穩立場，積極主動應對挑戰，積極主動抓住機遇，做世界中更加成功的中國。(傅瑩 作者是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社科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首席專家，根據12月11日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上的講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