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時候給龍應台“科普”下：大河不只是一條河
近日,台灣前“文化部長”龍應台在香港大學演講時,台下觀眾合唱《我的祖國》的片段刷遍社交網絡。對此,龍應台本人親撰短文《大河就是大河》授權《南方週末》發表。文章最後,龍應台以一句“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罷了”結尾,字裏行間不乏試圖抹去這首歌所載的深厚情懷,只見山河,不見家國,這樣的鑑賞能力,真讓人既意外又遺憾。
在短文中,龍應台回顧了演講主題的背景,她寫道,演講之前曾問過身邊的香港和台灣朋友“什麼歌對你自己的成長曆程有着特別的意義”,香港朋友給出的答案往往是英文歌,於是她決定,演講就從幾首歌詞內容經過多重意義轉換的外文歌曲説起。
然而當她真正站到演講台上,面對的卻是截然不同的一首歌。當坐在第一排的周偉立教授回答《我的祖國》時,龍應台表示,她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一首“紅歌”。因為自己“沒有聽過這首歌”,所以她想聽聽看。龍應台沒有想到的是,“原以為大陸人之間會有代溝--也許年輕人不太會唱,但是發現年輕人一樣純熟地唱;原以為港人可能不太會,發現港人能唱的也很多。”就這樣,台下觀眾不僅唱了,還來了個大合唱。
面對這種撲面而來的集體記憶,龍應台試圖用簡單的一句“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罷了”來詮釋,不免顯得有些突兀和勉強。
《我的祖國》究竟是怎樣一首歌?且不論龍應台的“從來沒有聽過”是否可疑,不然她怎麼會在最關鍵的一句“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前打斷了合唱?僅從結論來看,“大河”真的只是“大河”嗎?
這首歌的詞作者喬羽先生曾於2009年接受《三聯生活週刊》採訪時,談到過這首歌詞的創作過程。現在,是時候一起來回顧一下了。
時代憧憬:都希望國家好一點,生活好一點,就是這麼一種很單純的想法
1956年,講述朝鮮戰爭的電影《上甘嶺》拍攝基本完成後,經電影音樂創作者劉熾提議,導演沙蒙親自接二連三拍電報,在電文最後連用三個“切”字、三個驚歎號,懇請當時正在贛東南、閩西一帶取材的喬羽為電影插曲《我的祖國》作詞。
接到電報當晚,喬羽便連夜趕往長春電影製片廠。喬羽回憶道,當時問沙蒙,你認為這首歌應該寫成什麼樣子呢?沙蒙痛快地説想怎麼寫就怎麼寫,“只希望將來這部片子沒有人看了,這首歌還有人唱。”
關於創作這首歌的時代背景,喬羽談道,“50年代,是我們國家最美好的一個時代。剛剛解放,打了這麼多仗,打出了一個新中國,大家高興,都希望國家好一點,生活好一點,就是這麼一種很單純的想法。那時隨時隨處都能感受到勃勃生機,你會覺得祖國的天是那麼的藍,土地是那麼的滋潤。億萬中國人民的心情真的就是揚眉吐氣喜氣洋洋,到現在我都還向往那個年代。”
“新中國誕生了,每個中國人都憧憬着未來美好的生活,這樣樸實的感情我是深有體會的。”喬羽回憶説,“我想上甘嶺的戰士也是懷着這種心情上戰場的,那種感情是50年代人民大眾心裏最美好的東西,我把它融進歌裏,再現出來,人民就接受它。我作為一個歌詞作者,在寫作關於祖國的歌詞時,最先考慮的是大多數人的感情,讓大家唱着這支歌,享受美,創造美,珍惜美,同時就會產生一種東西——為了這美好的國家,自己得為她多做些貢獻。”
創作動機:想表現我們的戰士在嚴酷戰爭面前的鎮定、樂觀、從容
當時喬羽要來樣片,躲在長影小白樓裏,翻來覆去看了整整一天。他想到了自己在太行山裏經歷的3年戰爭歲月。
1947年,喬羽在任《光榮報》編輯期間,經常深入採訪傷病員。喬羽回憶,他與各病房的關係甚為融洽。傷病員來自四面八方,有劉鄧大軍的,也有陳毅部隊、陳賡部隊的,聚在一起,各自誇自己的部隊打起仗來是多麼多麼勇敢。
太行山的生活,既有槍炮相伴的日子,也有歡聲笑語,喬羽是最有感受的。“寫這首歌的時候,我就希望表現我們的戰士在面對強敵、很嚴酷的戰爭面前的鎮定、樂觀、從容;想告訴人們,他們是這樣的一種精神狀態,他們能贏得這場戰爭不是僅憑血氣之勇。”
家國記憶:人人心中都有一條大河
寫歌詞的這段時間,喬羽説他寫不下去時,就會去籃球場轉悠一會兒。這一天,長春下了一場大雨,雨過天晴他又溜達到了球場。“走着走着,幾個雨點打在我臉上,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為創作《紅孩子》的電影劇本,我去當時的中央蘇區江西得經輪渡過長江,那個場景很壯觀。當時過長江可不得了啊,要兩小時才能到對岸,這給了我極其鮮明的印象。”喬羽談道,“我老家濟寧,接近黃河,屬北方,在那之前,我還從未見過南方的水稻,不知道稻子長在水裏是什麼樣兒的。我種過莊稼的,小麥、高粱我都知道。但是第一次見到漫山遍野、一片碧綠的水稻,我非常震驚。長江上的帆與黃河上的帆也不一樣。黃河是‘泥糊塗場’,長江水卻是很清、帆很白。”
“經驗告訴我,來了!來了!我當時趕緊往住地跑。最先出來的句子,是‘一條大河波浪寬’。” 喬羽笑了。
用了十幾天,創作完成後,喬羽把稿子給沙蒙看,“他一聲不吭坐了半個多小時,就這麼看。我也不知道他什麼意思,完了以後他説:‘就是它了!’走了。”第二天,沙蒙又拿着稿子回來了,喬羽説有什麼意見儘管提,沙蒙説沒意見,只問了一個問題,詞中寫的“一條大河”是不是長江?喬羽説是啊,這就是我對長江的印象,真是一條大河啊!沙蒙當時反問,既然是長江,為什麼不用萬里長江波浪寬或者長江萬里波浪寬,那樣不是更有氣勢嗎?這一問把喬羽問了一個愣。
喬羽當時就説,“比如我吧,是一個北方土包子,以前只見過黃河,沒見過長江,來你這兒也就見了第二次,印象之強烈引發我寫出了這首歌詞,但這只是一種引發,而不能代替別人的親身感受。用‘一條大河’就不同了,每個人心裏都會有一條故鄉的河,無論將來你到了哪裏,想起它來一切都如在眼前。”
沙蒙思考了片刻,“就它了”,拿起稿子又走了。沙蒙拿着歌詞找到了作曲家劉熾。“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詩情畫意的歌詞很快讓劉熾完成了創作。
“戰爭是很殘酷的,可是我們寫了一首很不殘酷的歌,我們希望用美好的東西,讓大家對今後更有信心。”喬羽説。
1956年,電影《上甘嶺》還未在全國放映,電影插曲《我的祖國》卻在錄製完成後的第二天,便經過電台傳向了全國。
時至今日,這首歌已經進入國人的集體記憶。旋律響起,老年人會唱,年輕人也會唱;大陸人會唱,香港人也會唱;只因為,“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到處都有明媚的風光”。
這樣一首歌,承載着中國人半個世紀的家國記憶,恐怕不是龍應台一句“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罷了”能輕易帶過的。
這位出生在台灣,成長在台灣的前任“文化部長”,也許應當坐坐長江上的遊船,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或許山間的清風能夠滌盪雙眼的矇昧。(姜舒譯)
文章綜合《三聯生活週刊》、台灣媒體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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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前“文化部長”龍應台前段時間赴香港大學演講。當她問及在場聽眾的人生啓蒙歌時,台下多名聽眾唱起了大陸愛國歌曲《我的祖國》。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18日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稱,港大雖然被一些人認為鼓吹“港獨”,但香港的力量對比是複雜的,社會狀況也不簡單;香港有愛國愛港的歷史傳統,很多人並沒有高調説出來,但在一些特殊場合和情景下會顯示出來,因此在香港出現這種現象不奇怪。
這場講座是香港媒體與香港大學合作推出的“大學問”系列之一,講題為“一首歌,一個時代”,10月7日舉行,12月14日才在媒體上播出。據台灣“中央社”17日報道,龍應台在演講中表示“一首歌能夠經歷數十年依然不被忘記,是因為它是時代、是歷史,更是每一個人的回憶與安慰”,接着提問台下聽眾“你們的啓蒙歌是哪一首”。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發言説,“我想起進大學的時候,很多師兄帶我們唱的《我的祖國》”。龍應台反問道,“真的?《我的祖國》怎麼唱,頭一句是什麼?”她的話剛講完,場上多人開始合唱。“中央社”稱,這段視頻上傳網絡後,許多大陸網民表示自己感動得哭了,有人説“愛國港人還是佔大多數”,也有網民調侃“這是一場洗腦對決,真替主講人感到尷尬”。
龍應台對此回應説,身為大學副校長的周偉立在一千個師生面前不避諱地説自己的啓蒙歌曲是一首“紅歌”,需要勇氣,“但我欣賞他的誠實”。他的啓蒙來自那個年代對理想最熱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來代表。龍應台説,因為沒有聽過《我的祖國》,所以當場邀請大家一起合唱;聽眾開始唱時有點害羞,零零落落的,但在優美旋律的感染下很快唱開了,“讓我驚訝的是,原以為大陸人之間會有代溝——也許年輕人不太會唱,但是發現年輕人一樣純熟地唱;原以為港人可能不太會,發現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那麼龍應台本人的啓蒙歌曲是什麼呢?據瞭解,她在演講中細述了兩個人記憶中的台灣流行歌曲”,其中與羅大佑相聯繫的歌曲是《綠島小夜曲》,當時這首傾訴愛情思念的歌因為被認為暗藏政治暗示與影射遭禁。龍應台記憶中的曲調,則是《四郎探母》。這出戏是1949年國共內戰後台灣禁演的京劇。當宋遼尖鋭的民族矛盾橫亙在母子、夫妻、兄弟之間時,主角楊四郎被推到艱難抉擇中,它反映的是當時從大陸到台灣的幾百萬“失去根的人”的內心矛盾。 (環球時報駐台北特約記者 崔明軒 環球時報記者 邢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