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那地——2016全球突發事件盤點

突發事件，雖不被期待，卻年年造訪；猝不及防，毫無徵兆；雖止於一時，或影響深遠。回眸２０１６年，不難發現，不少突發事件源自陳年舊疾的應激式爆發，也融入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時代新因素，始於一時一地，卻可追溯久遠、波及四方。

【民意拐點·科隆大規模性侵】

２０１６年，國際新聞以糟糕方式開場。迎接２０１６年的跨年夜當晚，千名男子在德國科隆市主火車站站前廣場上醉酒尋釁，其中一些人對女性實施圍堵、性侵和搶劫。科隆事件發生３個月後，警方累計接到１１００多起報案，其中４８０多起與性侵有關。調查顯示，科隆大規模性侵事件的嫌疑人大多擁有移民背景。

在大量難民湧入歐洲的背景下，歐洲國家居民與難民的關係日趨緊張。德國一直被視作最包容難民的歐盟國家，去年接納上百萬難民，卻最終發生涉及難民的大規模性侵案，讓德國國內看待難民的民意走向拐點。

此後，德國國內爆發排外示威，要求政府限制難民，一些示威演變成騷亂，一些外國人成為泄憤對象。歐洲範圍內，反難民呼聲高漲，右翼政黨藉機炒作擴大影響力。在沸騰的民怨和輿論壓力下，不少歐洲國家政府逐步收緊難民政策。

就連一向享有高支持率的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也因為對難民“敞開大門”的政策而遭受衝擊，民調支持率下跌，所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地方選舉遭受重創。默克爾今年９月“破天荒”承認，其難民政策存在錯誤之處。

一年間，歐洲大門從“敞開”到“收緊”，社會的分化與對立卻沒有改觀，解決問題的答案遠未浮現。

【撕裂符號·奧蘭多槍擊案】

６月１２日，阿富汗裔美國槍手奧馬爾·馬丁持槍進入奧蘭多一家夜總會行兇，造成４９死、５３傷。馬丁在槍擊案發生前曾撥打報警電話，宣稱效忠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伊斯蘭國”隨後也“認領”了這起槍擊案，但美國調查人員至今沒有認定“伊斯蘭國”與這起案件有直接關聯。

移民背景、極端主義嫌疑、槍支合法購買……時值美國大選年，槍擊案諸多因素觸動移民、控搶和反恐等諸多美國社會敏感神經，並以“史上最嚴重槍擊案”的慘烈方式將這些難以彌合的傷痕展現在世人面前。一些媒體甚至將這起事件看成“美國問題”和“美國分裂”的象徵符號。

一時間，奧蘭多槍擊案給美國社會帶來了“現象級”反思，卻沒能帶來“治癒式”答案。

同月，在美國兩黨政爭的僵局下，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分別就奧蘭多槍擊案提出的４項控搶議案均遭參議院否決。

【恐襲陰霾·法國尼斯襲擊】

２０１６年，恐怖主義以不同形式侵擾多個國家。７月１４日，法國國慶日，一名襲擊者駕駛卡車衝入南部旅遊城市尼斯英國人漫步大道上的人羣，向行人開槍並一路衝撞碾軋，最終導致８４人慘死，２００多人受傷。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宣稱襲擊者是其成員。

２０１５年初起，法國每半年多就發生一起震驚世界的恐怖襲擊。從去年１月的《查理週刊》總部遇襲，到１１月巴黎連環恐怖襲擊，再到今年國慶日的“獨狼”恐襲，恐怖分子不斷刺激着法國的反恐網絡和民眾神經。除了反對派政黨的猛烈抨擊，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也再創新高。

民調持續低迷的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１２月１日宣佈，決定不作為候選人蔘加２０１７年總統選舉。這是自１９５８年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成立以來，首次出現現任總統不尋求連任。

２０１７年１月底，法國將迎來五年一次的總統選舉，而接二連三的恐怖襲擊對選舉的影響已顯而易見。恐襲陰霾，依然籠罩法國上空。

【種族死結·達拉斯襲警案】

美國警方與少數族裔之間矛盾屢有發生，近年來成為焦點，更在２０１６年７月迎來集中爆發。

當月５日和６日，路易斯安那州和明尼蘇達州接連發生白人警察在執法中槍殺非洲裔男子事件。相關現場視頻進一步激起民眾對警察暴力執法、涉嫌種族歧視的憤怒，多地爆發抗議示威。

７日晚，在達拉斯市中心舉行的反警察暴力執法和種族歧視抗議活動中，一名黑人退役士兵向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察開槍，造成警方５死７傷。這是自２００１年“９·１１”恐怖襲擊以來，造成美國執法部門人員死亡人數最多的單起案件。事後調查顯示，襲擊者作案動機為種族仇視，不滿黑人遭警方暴力執法，他甚至在與警方對峙時聲稱希望殺死更多白人，特別是白人警察。

種族問題和暴力執法交織，似乎是美國社會一個已陷入惡性循環的死結。因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少數族裔仇視警方暴力執法，而警方對少數族裔更趨提防。

黑人警官蒙特雷爾·傑克遜最能體會這一死結的苦楚。他曾在社交網站哀嘆職業和膚色讓他裏外做人難：“穿制服時，我會面對仇視的目光；一旦脱下制服，一些人又把我視作威脅”。

達拉斯襲警案發生１０天后，傑克遜死於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魯日發生的另一起襲警事件。

【博弈逆轉·土耳其未遂政變】

７月１５日晚，位於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武裝部隊總參謀部傳出槍聲——部分軍官發動軍事政變。這場政變在不到一天內被挫敗，卻在２４小時內造成至少１６１人死亡、超過千人受傷。

土耳其，與中東戰亂地伊拉克和敍利亞接壤，是國際社會打擊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前沿國家；作為北約成員國，它是美歐在中東的重要軍事盟友；它是難民湧入歐洲的主要過境地，就遏制難民潮和“入盟”問題與歐盟討價還價良久；因擊落俄方戰機，它與俄羅斯關係一度降至冰點。

挫敗政變後，土耳其政府指認流亡美國的土耳其宗教人士費圖拉·居倫為幕後主使。美國非但沒有應土方要求引渡居倫，還與歐盟一起對土耳其的政變後“清理”行動大加指責，雙方關係惡化。

相比這些北約盟友的遲疑，俄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在政變後第一時間對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表達支持；與西方關係惡化的共同點讓“向西看”的土耳其逐步“向東轉”。此後，埃爾多安將未遂政變後的出訪首站選在俄羅斯，與普京實現擊落戰機後的首次會晤，兩國冰封半年多的外交關係開始轉暖。

與美歐關係“翻臉”，與俄羅斯恩怨“翻頁”。一場未遂政變，牽動多方神經，改變土耳其與美、歐、俄的親疏關係，改變大國在中東地區的博弈格局。（劉秀玲 徐超）（新華社專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