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法”並不鼓勵“好人”凌駕一切

救助並非天然無責，見義勇為超過了必要限度，仍要承擔民事責任。救助者在救助之前，也要基於常識判斷並儘量控制救助產生的損害。

12月19日，民法總則草案提請三審，為鼓勵與保護見義勇為行為，草案三審稿新增規定：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除有重大過失外，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別讓好人流血又流淚”，是近十餘年來公共輿論場上不時就能聽到的籲請。用制度保障見義勇為者也因此成為一個選項。立法層面的努力一直沒斷，2012年，民政部等七部門還曾專門聯合下發了《關於加強見義勇為人員權益保護的意見》。這份《意見》明確，“國家對公民在法定職責、法定義務之外，為保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挺身而出的見義勇為行為，依法予以保護。”

但對見義勇為的法律保護，從來不是出台修訂幾個條款或推出一部規範性文件，就能解決的。“見義勇為”的界定，就是一個超級難題。迄今為止，還沒有哪部法律，給見義勇為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上述《意見》雖然設定了前提，但落點仍在“見義勇為行為”——看似釋明，實則仍舊模糊。

這不能怪立法者偷懶，實在是見義勇為難以界定。什麼叫“義”、什麼叫“勇”，我們舉個例子還可以解釋，要濃縮在抽象的文字裏，殊為不易。但就一起典型的見義勇為個案而言，它至少涉及救助人、被救助人、侵害人、第三人等不同的主體。因行為的不同、救助的對象不同、造成的後果不同等，見義勇為可能產生多種完全不一樣的法律關係。以造成損害的不同來説，救助人的行為可能損害受助人，也可能損害加害人，還可能損害第三人，當然最常見的是損害救助人自己。

現實生活中，因見義勇為所引發的民事責任糾紛，並非全然無法可依。比如，救助人自己在見義勇為中受傷的，依最高法《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見義勇為者可請求受益人給予補償”。再看民法總則草案三審稿中新增的相關規定，也只是強調了一種，即“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除有重大過失外，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我不太同意有的媒體把這一條新規捧上了天，認為新規解除了見義勇為者的後顧之憂，將對弘揚見義勇為產生巨大推進作用。事實上，救助人造成受助人損害不擔民事責任，還有個尾巴，即“有重大過失”除外。救助並非天然無責，見義勇為超過了必要限度，仍要承擔民事責任。苛求救助不產生損害，當然不合情理。但救助者在救助之前，也要基於常識判斷並儘量控制救助產生的損害——如果普通人的合理預判都能看出，救助對被救助人造成的損害，較之不救助還要嚴重得多，這恐怕無法為救助人免責。法律認可見義勇為，也絕不能鼓勵見義亂為。選擇見義勇為，其實就是選擇了一份責任。這也是見義勇為高於法律的道德感召之所在。(顥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