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普世價值”正在失去秀場

龍應台最近在香港大學演講的一段視頻引發較高的網絡熱度。網上普遍評論“龍應台被打臉”，這應該是不喜歡或討厭龍應台者的一種解讀。我認為，以龍應台的文化修養，“打臉”的説法可能有點過，至少就現場表現而言，龍應台並沒有多少可供取笑的，她的尷尬是另一種更深層的尷尬。

從龍應台演講的內容看，她試圖在不同人的不同啓蒙歌曲中尋找一種超越政治的文化因素，反映跌宕起伏的歷史變遷中某種永恆的東西。在我看來，這其實是龍應台這類知識分子的一個共性——當台灣代表被請出聯合國時，台灣的知識分子便開始陷入文化身份失落：我是誰？龍應台演講中用了一首台灣當年校園裏學童們唱的反共、反大陸歌曲。我們不評價這首歌，只想藉此説明，對當時的台灣年輕知識分子來説，國民黨灌輸的幼時教育使他們難以認同中國大陸。而知識分子想要進入世界主流話語平台，沒有國際地位的台灣又難以成為他們身份認同的全部立足點。於是，龍應台們便找到了一個途徑以擺脱兩難——他們試圖使自己成為“世界公民”，與全人類的共同文化價值為伍，便能避免具體國籍、文化身份的尷尬。巧的是，這種文化價值取向，不久之後正好與蘇東劇變帶來的“歷史終結論”的廣泛傳播形成了完美的結合：他們可以認定西方所代表的普遍價值已經成為全人類的最終選擇。這使得龍應台這樣力求使自己成為“世界公民”的人，終於在“普世價值”上可以找到一個看似結實的依靠。

然而，龍應台以及與她理念相近的一大批人，實際上正遭遇一個很大的尷尬。“世界公民”所代表的全人類普遍價值，之所以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能夠有市場，是因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推廣“普世價值”的同時，還在現實地推廣全球一體化。弗裏德曼《世界是平的》一書能夠成為全球暢銷書，就是因為它與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完全吻合。這也使得一批像龍應台這樣的“普世價值”擁躉當初能夠在地球的很多角落找到與全球化一致的表演舞台。

然而近年來，隨着英國退歐、歐洲難民危機、美國特朗普上台等一系列所謂“黑天鵝”事件，人們日益清晰地看到，西方國家正一個個步入“去全球化”的行列，龍應台們曾經擁抱的西方“政治正確”，正在被西方逐步放棄，西方普世價值的“政治正確”因其與現實利益的衝突正日益遭受質疑，或被束之高閣。這給龍應台們帶來了一個新的尷尬或新的身份認同危機：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盔甲的“世界公民”，在今後的世界上還能有多大的舞台？

面對世界性的“去全球化”趨勢，龍應台們必須面對一個選擇：是放棄“世界公民”的文化身份，還是堅持？如果堅持，還能有多少聽眾和依靠？如果放棄，且不説她能否變成德國人的文化身份，在排外思潮日益抬頭的西方能否被德國、美國等完整接受，如果她還想在台灣海峽兩岸維持自己的活躍度，那麼，她是迴歸中國統一的文化身份，還是站到民進黨的“台獨”立場？我認為，這是龍應台最焦慮的尷尬。我之所以不太認同“龍應台被打臉”的流行評論，是因為我在龍應台尷尬的背後，還看到了她的曖昧，這種曖昧也體現在她對於眾人合唱《我的祖國》時的笑聲裏。(作者是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