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品新：鍛造治理網信詐騙犯罪的利劍

女大學生徐玉玉遭遇騙局而自殺的悲劇依然歷歷在目，兩高一部的“網信詐騙犯罪解釋”適時出台。該解釋涵蓋之廣、突破之多、創新之大，讓人側目，可謂一把斬向愈演愈烈網信詐騙亂象的新利劍。這一新規到底帶來了哪些新變化？我理解，該解釋的主要特點可以概括為“增、減、改”。

何謂“增”？就是補法網之留白。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國打擊網信詐騙存在着入罪難、從重難的問題，突出表現為入罪門檻、從重界限、共犯設置過於僵化。針對當前網信詐騙犯罪已經升級換代的現象，該解釋及時做了調整。譬如，將“冒充司法人員”、“詐騙未成年人、在校學生、重病患者”、“境外犯罪”、“組織、指揮詐騙團隊”等行為，納入從重的情形。這些新規定背後就有徐玉玉等案件的影子。又如，針對實踐中所謂的“司機”、“保姆”、“廚師”、“管家”等幫助犯難以定性，該解釋界定了幫助犯罪的方式，明確“提供資金、場所、交通、生活保障等幫助”行為屬於共同犯罪;再如，針對金融機構、網絡公司、電信公司對網信詐騙責長期懈怠監管義務的現象，該解釋明確它們可能被追責的情形。

諸如此類條文還有很多。例如，對於明知是網信詐騙犯罪所得而轉賬、套現、取現等行為，該解釋將其納入關聯性犯罪範疇，予以全面懲處;對於提供木馬、釣魚軟件、“偽基站”設備等行為，納入共同犯罪，進行綜合認定。這些新規定為能動適法提供了基礎。

何謂“減”？就是去法網之累贅。突出表現為解決司法實務難題而刪除不必要的證明負擔。對於詐騙罪，我國主流的一條入罪標準是詐騙財物價值(達到3000元)。然而，司法查證實則不易。對此，該解釋規定，詐騙數額難以確定的，可有條件地按照未遂處罰。在上述情況下，若滿足發送詐騙信息數(達到5000)、撥打詐騙人次(達到500)、網頁被瀏覽量(達到5000)的情形，就是犯罪未遂。為便於統計，該解釋還規定，“反覆撥打、發送的”，以累計數據計算;對於數量“難以收集的”，可結合口供等綜合計算，即以部分數量推斷整體。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刑事司法傳統上非常重視證據要達到必要的規格，不僅要求證據數量多、要求證據相互印證，而且要求有關鍵證據。這一特點在網信詐騙犯罪司法中也比較典型。例如，網絡犯罪往往涉及人數眾多，為證明被害人人數等基本事實是不是需要收集所有被害人的陳述呢？對此問題，儘管我國已有種種探索，該解釋在總結司法經驗的基礎上，又大膽明示可以結合各種證據，綜合認定犯罪事實。在網信詐騙共犯主觀明知的證明方面，該解釋也體現了這一立法技巧。顯然，這些“綜合”證明法，就是對控方責任的“消減”。

何謂“改”？就是換法網之經緯。網信詐騙治理，本質上是以網管網。這就要求法律規則設置得科學合理。該解釋對現有制度的改變涵蓋管轄、證據、證明與量刑等方方面面。對網信詐騙犯罪，該由哪一機關立案偵查？對此，該解釋採取了“沾邊即管”的擴大化思路：電信撥打地、發送地、到達地、接受地，犯罪的實施地、預備地、開始地、途徑地、結束地，財物取得地、藏匿地、轉移地、使用地、銷售地，均作為地域管轄的範圍;對境外實施網信詐騙的，也明確了我國的管轄權。技偵獲得的材料，能否作為證據使用？該解釋明確應當隨案移送，對其來源等做出説明即可，這就化解了以往技偵材料“不移送、不能用、不好用”的問題。對涉及犯罪的賬户，如何區分其中的犯罪所得與合法所得？該解釋地規定，被告人無法説明賬户中所得合法來源的，應認定為違法所得予以追繳。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舉證責任的倒置。對網信詐騙的量刑如何規範？該解釋明確了嚴格限制使用緩刑、注重適用財產刑與量刑起點就高選擇的三原則，這是“亂世用重典”!

網絡犯罪，社會共治;網信詐騙，司法嚴打!新解釋是法律人面對當前猖獗網信詐騙犯罪交出的一份反擊方案。它必然會引發社會的關注，吸引各方力量投入到治理洪流中。大幕已經拉開，司法效能究竟如何？讓我們拭目以待。此時此刻，人們有理由滿懷信心地合理期待。(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