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霧霾不只是任性地“叫停”

在霧霾的治理上，每個人不僅有批評政府的權利，指責企業排放污染物的權利，更要承擔起治理霧霾的一分責任，從我做起。

輿論場上，“霧霾危害論”越演越烈。空氣淨化器廠商：“一個人的肺有3億個肺泡，80個PM2.5微粒可以堵死一個肺泡”；某大學施教授：“霧霾對幼兒發育癌變智力危害極大”；國際抗癌聯盟UICC：“北京市肺癌發病率增長43％”；世衞組織：“中國每年有40萬人死於空氣污染相關疾病”；網絡大V：“60年前倫敦霧霾一週死了4000人”……

輿論的另一方，矛頭直指霧霾為“騙局”，比如微信上廣為流傳的《人類史上最大的騙局：中國霧霾》，認為：“‘這場人類史上最大的騙局’就是：中國霧霾。設局的商人、學者、組織發揮想象力，拼湊數據、證據，發佈各式各樣的‘霧霾危害論’。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商人們大發霧霾財。學者誇大霧霾的危害，為自己申報最多的研究經費，霧霾騙局是一場商人、學者、反華勢力‘三得利’的完美策劃，全中國13億人基本都受騙、相信了霧霾的巨大危害，住在城市的居民已有超過4億人消費了防霧霾的相關產品。”

當然，對於目前霧霾恐慌與霧霾營銷的兩種極端看法和態度，不乏拍磚者。我們必須承認霧霾對身體的客觀危害，説霧霾有危害完全是陰謀論顯然不能成立。但是，我們也須承認的確有人在利用霧霾發財。

其實，探究孰是孰非，誰的責任更大，對於解決問題並沒有太多的作用。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不要相互抱怨，而應該共同承擔責任。

霧霾，一定要治理。這個治理，人人有責，而且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防霾治霾，政府的責任是防和治而不是任性地“叫停”

防霾治霾一定要在政府主導下進行，政府的責任一定要體現在防和治上，而不應該依賴停產和限行。作為政府，需要多管齊下。重中之重是抓源頭，加大科研力度，查清霧霾根源，從而有效治理。下決心調整產業結構，對重污染企業改造，靠新技術減少排放。對政府來講，在原因並不明確的情況下，僅靠停課、停產、限行的“任性”，是不負責任的避重就輕。

停課的後果也許難在短期內顯現，但工廠停產肯定影響經濟發展，短期內影響的是企業效益、被停企業員工的收入，逐步會傳導到影響社會其他人員的收入。按尾號限行產生的惡果已經非常明顯，長期按號限行勢必導致一些機構或富裕人家多購一車輛，實際道路上車輛並沒減少，交通擁堵並沒有緩解，尾氣排放也沒有減少，反而造成住宅小區內的停車位非常緊張，也造成車輛浪費。

政府也要有定力，不能被輿論所左右。11月30日，北京發生嚴重霧霾後，沒有采取應急措施，備受質疑後，北京馬上啓動了一連串停課等應急措施，結果又遭受到強烈的質疑。進退兩難背後其實是政府在不理性輿論壓力下的一種無奈。

環境保護不能形成富人欺負窮人的邏輯

你也許有權指責周邊企業的污染排放，但你不一定有權要求周邊企業停產。因為停產後工人無業，勢必影響到被停地區老百姓的生活。當地方經濟水平、科技水平沒有達到相應的程度，發達地區的人無權指責他們的生產方式落後，而更應當設法幫助落後地區提高生產水平，用新技術改善當地人的生活水平。比如，北方遠離城市的地區並沒有通燃氣，只能夠燒煤取暖，你阻止得了嗎？不去幫助他們解決用燃氣取暖的問題，老百姓就得燒煤取暖。在一部分農村，可能燒煤都有困難，只能燒秸稈做飯，你能不讓他們吃飯嗎？

在防霾治霾問題上，應該是發達地區更多地承擔減少污染排放，富裕的城市人口少開車，減少浪費資源，限制奢侈慾望。

防霾治霾是全社會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在霧霾的治理上，首先要意識到每一個人都是霧霾的製造者，比如每天開車製造了污染。每個人不僅有批評政府的權利，指責企業排放污染物的權利，更要承擔起治理霧霾的一分責任，從我做起。

如果你是企業家，要讓自己的工廠減少排放、投入科研，進行技術改造，產品升級。如果你在工廠打工，要設法減少揚塵，節能節水。作為辦公室的白領，在辦公場所，有些人不自覺地開着空調也不關窗子，長明燈、長流水的現象時有發生，稍微增加點責任意識，就可以減少浪費，為治霾出點力。

所以，面對霧霾，呼籲部門各司其職，人人減排，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霧霾的討論如此熱烈，與網絡的發達不無聯繫。霾並不是新時代的產物。如果歷史上不曾有霾，何來的“霾”這個字？只是過去的網絡不發達，經濟條件差，對於生活品質的關注度遠遠小於對吃飽穿暖的關注，以至於對每年來襲的沙塵暴司空見慣。而如今，生活品質大幅度提高，在輿論表達交流方便的情況下，如果不能理性看待，大家仍會談霾色變。(李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