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真，香港人生活壓力遠超你的想象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中）就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特區政府須“適度有為”接受記者專訪。（新華社記者 李鵬攝）

由聯合國主導進行的2016年“世界快樂報告”顯示，在全球156個國家地區中，香港位列第75位；而新加坡《聯合早報》近日的調查也顯示，今年港人快樂指數67.7為九年來最低，其中30歲以下受訪者快樂指數跌幅明顯，由69.3跌至63.8，為歷年最低。而與之相對應的是,香港連續二十多年在經濟自由度上排名第一，在競爭力上排名三甲。兩相比較，真是極大的落差。

在全球經濟發展處於全面低迷的國際環境下，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無可避免地受到衝擊，經濟發展增速緩慢。加之不斷惡化的社會矛盾，香港民眾的生存和生活壓力也隨之加大。香港民眾面臨的越來越大的壓力導致民眾的快樂指數不斷下降，快樂感知程度越來越小。

香港是這樣一個小型經濟體，一方面是資源的集聚和競爭的加大，另一方面是民眾面臨愈加困難的“四業”（學業、就業、置業、創業）和“四上”（上學、上流、上樓、上位）問題。以住房為例，香港高昂的房價讓眾多中產生活的異常艱辛。今年8月-11月，筆者在香港訪學期間曾到多位朋友家拜訪，五六個人的家庭住房面積只有四五十平方米，這還是有房一族，更不要説大量的難以負擔的起房價的無房一族。

從最近幾年香港的社會情況來看，筆者認為以下幾個方面是導致香港民眾快樂指數下降的主要原因。

首先，雖然特區政府在加大施政力度，但由於各方面的牽絆和制衡，導致政府施政效率不彰，民眾對特區政府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努力“無感”，民眾對政府在施政方面的“無效”、“無力”尤為不滿。*作為發達經濟體的香港，至今還沒有退休保障（養老金制度和退休金制度仍未建立）和標準工時（仍在社會醖釀層面），民眾的基本利益無從保障。*筆者在香港見到，在不少餐飲店有很多年齡較大的老人仍在工作，就是為了能多點積蓄以保障自己的生活。雖然政府給老人發放長者生活津貼，但在物價高昂的香港，也就只能買買水果了，“生果金”正是對這一津貼的形象描述。

其次，*香港社會以貧富差距為代表的社會矛盾愈加尖鋭，導致民眾的社會不滿加大。*香港的基尼係數居高不下表明瞭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之大，而眾多的遊行、集會等社會運動也將矛頭指向激化的社會矛盾。民眾對社會不公、不義現象深惡痛絕。社會矛盾不能緩解，民眾的怨氣就不能得到舒緩。長此以往，民眾自然感受不到快樂。

再次，香港作為全球化的城市，在國際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受到不少衝擊，而這些衝擊最後損害的是香港民眾的切身利益。近年來，以英國脱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為代表的全球民粹主義盛行，而以反全球化為特點的新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導致世界各地的貿易保護主義當道。香港作為全球性金融城市，其主要受益於經貿、金融的全球化。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行為必然損害香港的利益，最終香港民眾的利益也在這波風潮中受損。

最後是*香港與內地，特別是與東部沿海大型城市在經濟水平上的拉平甚至反轉，致使香港民眾的物質優越感逐漸喪失。*曾經，在內地物質貧乏的時代，香港人在面對內地人時有極大的物質優越感。幾位香港的中老年朋友告訴筆者，以前到內地旅行，提及自己香港人的身份，內地人的眼睛都發光，以為香港人個個是富豪。但時至今日，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GDP紛紛超過香港，民眾的生活水平也直追香港。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民眾在面對大量湧入香港掃貨的內地遊客時，確實有些“不適應”。與此同時，不少香港民眾認為，中央惠港的實惠只被大財團和少數行業獲得，普通民眾難以從中獲益，因此容易對“自由行”等政策心懷不滿。

當然，導致香港民眾快樂指數下降的原因還有很多，是多種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從根本上説，還是生活的壓力以及短期內改善生活的無望，導致香港民眾快樂不起來。

（張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高級訪問學者，海外網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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