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打張藝謀”誰是最大受害者

張藝謀的新片《長城》上映幾天來，在收穫預料中的票房佳績的同時，也在網絡和媒體上引起了一些非議，特別是引起了一些自媒體影評人的惡評。批評者認為這是一部情節簡單弱智、人物性格扁平的爆米花電影，表明張藝謀的藝術之路每況愈下不可救藥。更有影評人斷言，這部影片標誌着張藝謀“藝術生涯差不多完了”，人們可以點“蠟燭”祭奠張藝謀了。

和《長城》一起上演的這場“吊打張藝謀”狂歡，讓人感覺很不是滋味。

評價一部電影，首先要從電影的內容入手，要看其中有多少探索和創新的價值。《長城》是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中美合拍商業大片，也是中國導演執拍的第一部接軌好萊塢類型大片，考慮到國外觀眾對中國元素的熟悉和接受程度，編劇和導演有意讓故事情節簡單一些，而更多地在核心衝突（人類與怪獸饕餮的殊死搏鬥）、特效製作和視覺衝擊上下工夫。故事簡單、人物扁平的確是《長城》的不足，但如果抱着客觀的態度，就不會因此而把電影的探索創新價值也全盤否定了。

另一個讓批評者譏誚詬病的地方，是《長城》被賦予了“文化輸出”的意義，批評者認為這是影片不應承擔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其實，文藝作品自古就有“載道”的傳統，好萊塢大片也一直在以各種方式傳播美國價值觀，張藝謀説他“可以用很多中國文化元素去講這個故事……用借水行船的方式，來傳遞我們的文化信息，影響更多全世界的年輕人”，這種文化傳播上的追求無可厚非。或許是“文化輸出”之説很讓人反感，甚而引起了不必要的誤解，那不妨換一個説法，看看《長城》這部電影在文化傳播、文化交流上的價值——你可以分析電影在這方面的不足，但不應該把電影“載道”的功能一筆勾銷。

正常的文藝批評，除了對作品內容應有客觀認識和評價，還應當有善意和公正的態度。法律保護“公正評論”，“公正評論”的一個重要標準是沒有實際惡意，即不存在借評論之機侮辱、誹謗他人，或故意貶抑他人人格尊嚴的情況。現在，一些影評人對張藝謀的“吊打”雖然沒有達到侮辱、誹謗、故意貶抑人格尊嚴的地步，也不至於惹上官司被追究法律責任，但他們的話裏話外和思維邏輯都透出缺乏善意和公正的態度，卻是再明顯不過的。

張藝謀被“吊打”並非始於今日（另一位重量級導演陳凱歌也有同樣的待遇）。早在2002年電影《英雄》上映時，張藝謀就被一些人近乎謾罵的批評激怒了，痛斥批評者“不是從文藝批評的角度來談的，而是有很多敵意的東西在裏面”，“那種不屑，那種要滅你、要砸你、要收拾你、要踩你、要臭你的敵意，只一瞥就夠了”。經過這麼多年的風風雨雨，如今張藝謀的心態肯定更加成熟，對批評包括惡評也有了更強的耐受力，但那種一上來就要滅你、砸你、收拾你的所謂批評如果日見其多，對張藝謀、陳凱歌這樣的導演會造成多大的傷害，請問有幾人知曉？

誠然，對一部商業大片來説，只要在市場上有好的表現，票房獲得了豐收，就至少證明了80%的價值，導演和投資方就大可對惡評報以平常心，笑罵由他笑罵，好戲我自拍之。然而，導演本質上也是普通人，有着和普通人一樣的心理需求，他們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但在市場上賺到真金白銀，而且能夠獲得社會輿論正向的鼓勵和公正的評價，進而在文化積累體系中獲得應有的地位。如果一些觀眾總是“逢張必反”，一些影評人更以“吊打張藝謀”為發泄情緒之快事，如果有個性、有追求的電影都逃不出“惡評一片”，那一定是我們的社會文化環境出了問題。

世上最容易之事莫過罵人，豈不知罵人傷了他人最終也會害了自己。看電影最容易之事莫過於罵導演，豈不知一路罵下來，中國電影市場和電影文化勢將日益褊狹荒涼、暴戾橫行，觀眾將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好孩子是誇出來的，好導演和好電影也是誇出來的，誇出一個好孩子，對父母和孩子都是天大的好事，誇出更多的張藝謀和更好的《長城》，對中國電影業的發展改革和社會文化的繁榮進步，也都是天大的好事。（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