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査道炯：“一帶一路”中資企業的政治風險管理

【環球網綜合報道】2016年12月17日，由環球時報社與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協會聯合主辦，宣世國際文化諮詢(北京)有限公司承辦的2017中國企業海外發展高峯論壇在京成功舉辦。會議邀請政商學權威嘉賓圍繞“絲路機遇與企業使命”主題展開討論。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協會秘書長和振偉致開幕辭，國家發展改革委外資司原司長孔令龍、北京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査道炯發表主旨演講。來自德國北威州、世界銀行多邊投資擔保機構、中國歐盟商會、俄中友好協會等海外駐華機構代表及江泰保險、德勤中國、廣西柳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易策國際的企業代表分別針對“絲路兩端的中國機會”與“企業跨國發展的中國經驗”兩大議題進行了深入對話。

北京大學査道炯教授關於中國企業如何應對海外風險，做了主旨演講。查教授表示，企業才是應對風險的主體。在應對風險方面，除了政府的支持，企業自身應該做到：瞭解投資的目的地國內的政企關係、投資項目所在地的族羣關係、投資的目的地國與它的殖民地宗主國的關係、投資目的地國的選舉政治、華人社會並主動參與國外中國企業的敍事。

以下為發言實錄：

非常感謝環球時報的邀請，做國際政治研究的人來企業為主的會議總是有點忐忑不安，因為我們不是做企業的，幸好我個人跟蹤過幾年中資企業的對外投資，我的專長是國際政治，基本我要説的一句話就是説“一帶一路”項目做好的話，它的主體不應該是看着政府做什麼，不要把眼睛盯在中方的政府或者外方的政府，咱們企業自己該做事情保護自己。

那麼什麼叫政治風險呢？這個裏邊除了宏觀經濟、技術設備和企業內部管理因素之外，由於你預判不足，或者是超出預判的經營環境的困難，也就是説我們企業往往是看政府給什麼政策，匯率是什麼樣，對方什麼優惠，這些都是可預判的，但是有一些東西是超出預判的。同時我們往往在中國的話語環境下是外交上的困難，被迫撤離，這個只是短暫的風險。那麼駕馭風險的能力也是不同的國家的企業之間相互競爭的地方，誰都有錢、技術、賺錢的意願，那麼駕馭政治風險的能力也是不同國家的企業或者説同一個國家不同的企業之間競爭的能力。

那麼我要講的主體就是説企業才是應對風險的主體。“一帶一路”是一個非常好的倡議，我是學者，不是政府的官員，那麼“一帶一路”為什麼非常好？“一帶一路”硬在什麼地方？有兩條，第一條就是説今天中國要到我們設計的“一帶一路”做的事，今年要做的事就像40年前發達國家沒有放棄把中國培育成買方市場的努力是一樣的，我們要做的事情是為全球經濟培養需求，另外一個我們要做的事主要是以實體經濟為主，就像中國自己成功我們是有實力的，有成功的經驗，要致富先修路，這樣才能夠脱貧，才能夠工業化，才能夠走向城鎮化，這個是硬道理，不管哪一個國家參與不參與，也不管政客或者學者怎麼説，這是硬道理，我們自己要有自信。

但是同時我們要看到政府宏觀層面是長期性的，1971年中國對外關係開始變化，之後像世行或者説其他的大國也在不同的國家試過，為什麼中國成功了，而別的國家沒有成功？那麼也就是説政府的倡議是長期性的，但是對中資來説我們要記住一條，“一帶一路”我想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中資企業需要記住的重要的地方就是説把中國國內的事情做好，我特別反對説“一帶一路”就是為了解決中國的過剩產能的問題，如果在你中國國內做不好你到國外也做不好，因為對方國家也是開放的，不是隻有中國一家可打交道，所以跨境的商業行為，做好“一帶一路”的第一步什麼？把國內做好，不是説在國內做好就就有市場了。成敗是短期的，是定性的，所以我想有一個基本的認知，不能因為中方政府投資意願規模大或者推動性高，高層反覆重要就能夠成事，不要指望明年的5月的峯會，這個峯會可以每天開，但是終究企業要自己做。還要看到中國的政府的領導人執政的週期和外國領導人執政週期不一樣，不能眼睛盯着政府。

那麼對於一個認可“一帶一路”構想的國家而言，它的選擇是雙向的，中資可能受到歡迎，但是在對方的國家裏沒有義務優待你的中資，不管框架是什麼樣，大家是競爭的環境，同時我們也不能説從外交上來講，剛才説隔壁上講地緣政治，很多是我的同事，你只要到別的國家做事情就涉及到政治，因為就像外資來中國一樣，有個相互適應的過程，我們要記住一條，一些國家和社會不見得向中國的政府一樣高度一致認同追求高速度發展，比如説拆遷，中國可以這麼拆，外國不行。涉及到外資，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有的，但是本質上是經濟利益的分配是不是合理，這個合理不是説你拿錢就可以了，要看到正因為你是外資，你受到的當地的社會的同情程度會低，就像一個家裏一樣，夫妻之間有矛盾但是可以聯合起來對付外人，你就是一個外人。

有一些當然是所謂的地緣政治方面的，就是第三方，美國是不是支持，比如説英國是不是支持，歐盟會不是支持，日本怎麼樣。今天到會的有歐盟和俄羅斯的同事，我自己覺得為了這一張PPT還花了些時間，對地緣政治和跨境投資的理解，千萬不要把它簡化為有一個第三方或者一個黑手想讓中國的事情做不成，想讓中國公司的事情做不成。所謂的地緣政治的“地”是什麼意思呢？你不要把它侷限於抽象的國家，也就是説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有具體的人，這個人在一個互動的過程，就一個家裏一樣，你過日子有規則，來了一個生人不管你是談朋友還是以後嫁進來，你都得學着，你得多長一個心眼。但是體現在跟外資互動的時候，我們總是有投資的，只不過是這個家可能是羣體，同時在判斷地緣政治的時候我們不要對所謂的非政府組織有什麼錯誤的理解，非政府組織之所以存在是有道德基礎的，就是做橋樑作用，對任何國家，只要它存在，只要它沒有被打進大牢是非政府不是反自己的政府，不是你的敵人。

中資企業在我看來，我們比較缺乏的是什麼？中資企業就指着發展改革委説什麼，指着商務部説什麼，我們很多的投資合同過於簡單，或者説投資的過程當中不太理性，在我看來，雙邊的框架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避免雙重徵税協定，我如果跟在座的記者和企業的同事考考你，中國跟哪幾個國家有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估計很多人不知道，這個協定能保護你什麼？還有避免雙重徵税協定，我的一個基本的建議就是説咱們好好的研究這些細節，把對方政府對你的企業的義務和職責寫進項目的合同，包括第三方商業仲裁，有爭議的時候不是説找商業部和大使館，不見得能挽回你在財務上的損失，但是在民生上依法辦事，我們可以多交流這方面。

同時我們應該學習外國的商會在中國的做法，歐盟也好、美國也好，也就是説我們要把自己駐在國的企業的商會建成跟對方和國內政府建言的渠道。我到過一些中資企業在國外的商會，很多的商會就做一件事，春節吃頓飯，你問這個商會在你們會員單位裏面到底有多少中資在這個地方，它都説不清楚，它沒有這個必要。你再對比對比，比如美國在中國的商會、歐盟在中國的商會，它對中國政策的瞭解，他去遊説中方怎麼修改規則，去遊説它的政府怎麼跟中方談判，往往發展改革委出一個文件在網頁上，外國商會比我們知道的全，我們在國外的商會做不了這個事兒嗎？我覺得這個是我作為學者對我們企業能夠做的貢獻，我們現在這方面做的太差了，包括這避免雙重徵税協定和投資保護協定兩個協定很多條約性的東西需要修改，有一些實在太老了，需要更新內容。

除了法制方面以外，企業做的就是CSR就是社會責任，對於社會責任也是要落實到合約裏面去，沒有一個定性的內容和方法，往往中資有一個偏向，就是一提到企業社會責任，就覺得你不就是缺錢嘛，給你錢，給你修橋，我給你辦學，甚至有很多的企業拿的是直升機把紙幣送到當地的農民家裏去了。對方的人可能窮，但他要的不是給你跟他顯擺。另外一個就是説很多企業出版一個報告，那麼CSR是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不是説慈善的，要保護自己，不論一家中資企業在國內是不是國企，你在當地立項了要跟當地的社會融合，千萬不要拿你是國內的企業的骨幹企業，壓不了任何人，就是要跟對方一起成長。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想把這幾個要點説一下，如果説“一帶一路”下面企業除了政府的支持很重要，企業在政治方面該做什麼的話，我覺得有六條，第一個要了解投資的目的地國內的政企關係，第二個是投資項目所在地的族羣關係，它是具體的人，第三就是投資的目的地國與它的殖民地宗主國的關係，為什麼？這裏面涉及到對方它的精英認可什麼。剛才有同事説中國走出去時間很短，我們自己的政府也認識到這一點，比如説這一屆政府和法國、英國簽訂了關於聯合開發第三方市場的協議，對不對？這裏不是違反政府政策，我們要了解這方面。還有一個我們得去了解投資目的地國的選舉政治，因為在很多的國家，一旦到了選舉週期，包括中資在內的外資項目就會成為競選黨派或者個人指責的對象，你必須得提前應對。第五個是華人社會的存在，因為中資企業去的話，一個你可能是利用語言上的方便，另外一個華人社會的存在對於中資企業做穩項目來説是一個雙刃劍。第六就是説主動參與國外中國企業的敍事。別那麼束手束腳，我大概就説到這裏，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