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那個隱藏在硅谷的“五角大樓”
12月22日消息，《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網站近日撰文詳述了美國國防部的創新試驗。為了加速對軍方有用的新技術的研發和採辦，該部門在硅谷設立了一個類似於創業公司的組織。但隨着特朗普即將上任，它未來能夠留存下來嗎？
以下是文章主要內容：
2006年，拉傑·沙哈（Raj Shah）是美國空軍中的一位F16戰機飛行員，需要在“伊拉克自由行動”中執行戰鬥任務。那是該戰爭最糟糕的一年，沙哈也遇到了個棘手的問題。他的駕駛艙的顯示屏沒有移動地圖。GPS給他呈現了地面座標，但並沒有覆蓋圖像——沒有移動點或者圖標——顯示他相對於那些座標的位置。“有的時候，”他回憶道，“我連我是在伊拉克還是在伊朗都不知道。”探親假期間，他買了一台iPAQ（一款早期的口袋PC），並給它裝上了一個廉價的標準航空地圖程序。回到F16後，他將iPAQ捆在膝蓋位置，依靠它來導航，而非依靠該戰機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軍用規格軟件。
沙哈當時意識到，商用技術跑在了美國軍用技術前面了，鑑於美國向來依靠技術優勢來贏得戰爭，這對於美國的國防安全來説可謂危險的趨勢。
如今，沙哈是美國國防部科技創新實驗單元（DIUx）的主理合夥人。該部門創辦於一年多前，旨在解決上述問題。該項目的預算只有3000萬美元。但它已經在引發影響，在修復美國軍方和硅谷之間的破裂關係——它可能會變革防務合同的授予方式，讓美國軍事任務更有可能利用上高科技發明。
出於同樣的原因，它也被美國國防部官僚體制內的不同派系和供應軍方的企業“盯準”。這些勢力相互間已經形成了精細的合作方式，他們質疑任何被認為“創新”或者“試驗性”的東西。不過，沙哈深信，要是像DIUx這樣的項目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創立，那麼他的F16的顯示屏就會有安裝谷歌地圖。
國防部長的計劃
DIUx是國防部長阿什·卡特（Ash Carter）提出的計劃，該理論物理學家曾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教學和從事研究工作，還曾在國防部擔任要職。“我入職時，就產生了在硅谷和全美各地的其它科技中心設立一個國防部部門的想法。”卡特説道。2000年，他撰寫了一篇題為“維持技術優勢”的論文，預言商業行業不久之後將會在創新上超越國防實驗室，為了保護美國的國際利益，國防部需要與私有行業建立新的合作關係。卡特在2015年2月接管國防部時，遭遇了各種國際危機，但他指出，保護美國在技術領域的戰略統治地位仍是頭號任務。上任兩個月後，他在斯坦福大學發表演講時宣佈成立DIUx：這也是20年來第一次有國防部長造訪硅谷。該項目在當年8月啓動。
該項目的總部設在加州山景城，具體是在空軍和美國宇航局（NASA）的一個研究基地。DIUx有大約40名員工，他們由平民百姓、軍人和承包商組成。
卡特認為，將總部設在硅谷中心至關重要。他想要接觸到已經在跟政府沒有業務來往的創業公司和企業展開的項目，並通過改造使得它們能夠適用於國家安全任務。這麼做的預算好處顯而易見：國防部不必為研發工作埋單，因為那些公司已經承擔了費用。DIUx不用支付採購成本：它們由同意將產品投入到戰場的軍隊承擔。
最初的失敗
然而，儘管得到國防部長的支持，該項目在運營首年卻似乎註定要失敗。卡特沒有充分認識到這麼一個非傳統的項目必須要以一種非傳統的方式來運營。他任命喬治·杜查克（George Duchak）為DIUx主管，後者曾擔任DARPA（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項目經理和空軍研究實驗室信息指揮部主任，還曾從事高科技創業。但從組織結構圖來看，杜查克向國防部副部長彙報併購、技術和物流方面的情況。卡特在升任國防部長之前曾擔任過該職位，但現在該職位被曾供職於大型國防承包商的工程師弗蘭克·肯達爾（Frank Kendall）把持。與卡特不同，肯達爾對於成立DIUx並不熱衷，他將監督DIUx的工作推給負責研究與工程的國防部代理助理國務卿。後者並不知道自己的職責，也沒有多少權力。因此，杜查克與卡特之間隔了三重關係。
艾薩克·泰勒（Isaac Taylor）近距離目睹了該項目接下來的失敗。過去13年，他一直供職於谷歌，從事其首輛無人駕駛汽車的設計和製造。後來，他被晉升為谷歌秘密實驗室Google X的運營總監。在那裏，他發起了涉及機器人和增強現實的多個項目。不過，他還是尋求職業生涯的改變，渴望從事“對國家重要的優秀項目”。
泰勒開始從谷歌的內部宣傳產品。他不久後便認識到，該項目根本就行不通。他也從旁看見過加州兩家很有創造力的公司因DIUx的流程而極為苦惱。其中一家是聖地亞哥的Shield AI，它打造了一款小型的自動化室內無人機，DIUx覺得該產品或許能夠吸引特種行動部隊，因為該部隊的戰士在執行任務時可能想要了解建築物或者洞穴內部有沒有人潛伏着。另一家公司是庫比蒂諾的Bromium，它設計的網絡安全軟件可讓操作系統隔離不可信的用户。這兩家公司都有跟DIUx進行會面，雙方也明顯有意合作。但最終卻無果而終。在硅谷的文化中，會議要麼是以交易是否可行的決策結束，要麼是以交易本身結束。而在國防部的文化中，會議則引發更多的會議，這可能會導致這樣的局面：18個月內簽訂研發合同，接着進行測試和審查，在之後的幾年裏再讓提供商競標合同打造原型產品，然後再進行評估和另外的幾個流程。在硅谷，沒有人能夠忍受這樣的拖沓：而且，所涉技術在合同簽署之時到硬件被派到戰場之間變更了三次。
卡特的助手打電話問泰勒究竟是出了什麼問題。泰勒回覆道，DIUx的人很有才能，但運作流程葬送了設立這個部門的概念。“我告訴他們，該組織失敗得太慢了，在硅谷，這是最糟糕的失敗方式。”他回憶道，“一家公司不斷失敗的時間越長，硅谷的人就越不會給它時間和機會。”
DIUx 2.0**啓動
卡特招募了兩位白宮助手託德·帕克（Todd Park）和DJ帕蒂爾（DJ Patil），帕克是一位曾拯救醫保網站HealthCare.gov的硅谷創業者，帕蒂爾則曾在奧巴馬的勸説下將大數據帶到行政部門。卡特讓兩人飛往加州，調查DIUx的情況，然後就如何修復該部門進行彙報。
帕克和帕蒂爾不久後便有了答案。首先，他們報告説，該部門需要能夠在會議結束時或者幾天內敲定交易。其次，由於沒有人擁有運營像DIUx這麼複雜的組織所需的全部技能，它應當由一個由四五個知識面涵蓋管理、風投、技術和國防部內部運作的人組成的高級團隊來運營。第三，該團隊應當直接向國防部長卡特彙報——一方面是為了放權，另一方面是為了快速得到批覆。
最後，帕克和帕蒂爾讓卡特確信，失敗在硅谷是沒什麼大不了的。重要的是“快速失敗”，這也是當地的座右銘。換言之，卡特需要關閉DIUx，然後儘可能高調地進行重啓，同時給出儘可能明晰的承諾。如果他坦誠直率地承認失敗，那他甚至會贏得尊重的；那些被DIUx拒絕過的高層或許會再給該項目一次機會。
2016年5月11日，卡特飛往山景城，宣佈“DIUx 2.0”啓動。他還介紹了他和同僚幾周前組建的領導團隊。他們分別是：艾薩克·泰勒，在聽到自己指出的問題已得到解決的保證後，他決定再給DIUx一次機會；克里斯·基爾霍夫（Chris Kirchhoff），曾擔任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家、馬丁·鄧普西（Martin Dempsey）將軍的助手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席；維沙爾·哈里普拉薩德（Vishaal Hariprasad），功勳卓著的空軍網絡戰爭軍官，聯合創辦過硅谷公司Morta Security，後將它賣給Palo Alto Networks；拉傑·沙哈，結束在伊拉克的F16飛行員生涯後，他在沃頓商學院攻讀了MBA學位，還成為了硅谷創業者。
就在卡特發表公告不久前，四人曾共進晚餐，商討該新組織的條款。他們一致認為，要有一些重要的條件才會接受卡特的邀請：他們需要招聘和解僱的權力，管理預算的權力，以及冒險和失敗的權限。卡特毫不猶豫就同意了那些條款。
發現階段
他們仍有一個主要的挑戰：如何精簡國防部繁複的採辦流程。DIUx的四位領導者以及卡特都受到了促進互聯網等國防創新的DARPA的啓發。尤其引發他們的興趣的是，DARPA的一項名為Cyber Fast Track的項目，該項目由白帽黑客派特爾·“馬奇”·扎克託（Peiter “Mudge” Zatko）負責。他的想法是，將研發競賽向創業公司甚至幾乎沒有跟國防部接觸過的個人開放。這麼做的效果令人驚訝：首次提案提交兩到16天后，共計授予130份合同，平均成本不到15萬美元。有的合同還帶來了研究突破——最引入矚目的是一項證明Jeep Cherokees吉普（乃至所有的計算機化汽車）都可以入侵的試驗。“馬奇的Cyber Fast Track項目我們的靈感來源。”基爾霍夫回憶説，“他證明，點子短短幾天內變成合同授予是有可能的。”
但DARPA嚴格來説是個令人頭痛的研發部門。研發項目要進入生產階段，它通常都需要移交給國防部的採購部門，接着後者會先發布公告舉行開發原型產品的公開比賽。就連大型的傳統國防公司也將研發和實際生產之間的鴻溝稱作“死亡山谷”。對於硅谷的公司來説，該概念令人厭惡：它們不願意花費時間和金錢去開發一樣最終可能競標失敗的新技術。
DIUx 2.0運營期間，沙哈和他的團隊跟該項目負責合同事宜的勞倫·施密特（Lauren Schmidt）進行了交流，後者告訴他們她發現了一項很重要的東西。之前，施密特在軍方的採辦部門供職，期間她學到了一種被稱為“其它交易權限”（以下簡稱“OTA”）的合同類型。在OTA合同中，政府和商業公司可以不按照傳統防務採辦流程的繁複規章制度設計原型項目。國會於1950年代設置了這種權力，讓太空計劃能夠“進入和執行這種合同……因為NASA的任務執行可能有這個需要。”但除了為NASA所用之外，該法規基本沒被使用，只被DARPA（這就是為什麼扎克託能夠推行Cyber Fast Track項目）和新澤西皮卡汀尼的一家兵工廠調用過。
施密特發現的是新通過的國防授權法案的815條款，它允許OTA合同應用於更大範圍的項目，只要高官確定它們可提升軍事人員或者他們的武器系統的“任務效能”。這改變了一切。815條款意味着，開發項目的公司可以將項目帶到原型階段，無需多忍受國防部的一重流程。該晦澀的條款將這種項目範圍擴大侷限於價值不超過2.5億美元的合同，但DIUx構想的項目很少有成本那麼高的，即便它們真有那麼高，新規定也允許OTA合同用於那些項目，只要負責採辦的國防部副部長以書面形式向國會保證，它們“對於達成重要的國家安全目標非常重要。”
基爾霍夫説，對於DIUx團隊來説，815條款“就像是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撰寫的獨立宣言。”而815條款的撰寫者是前參議員軍事委員會高級職員、前國防部官員比爾·格林華特（Bill Greenwalt），他曾將國防部的採辦系統比作“出海很久的十八世紀木製戰船，這種戰船積聚了大量的藤壺，連飄動都困難，更別説全速航行了。”他在編寫815條款的時候並不知道DIUx，DIUx成員也不瞭解他，但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他們的目的出現了交匯。
合作伙伴們聯繫上了曾在DIUx 1.0期間推銷過後來遭棄的項目（自動化的室內無人機和網絡安全軟件）的企業高管，力勸他們再來宣傳他們的項目。這一次，它們獲得批准了。那款無人機如今被部署到海外的特種部隊拿來進行實地試驗。
首份季報
2016年10月13日，該新團隊發佈了它的第一份季度報告。報告列出了所簽署的12份合同，它們共計價值3630萬美元；另有1億美元來自已經同意購買或者測試產品的軍隊。（到目前為止，DIUx每花費1美元，設備購買者——不管是哪個軍事部門——花費3美元。）
其中一樣設備是聖馬特奧公司Sonitus打造的一款小型塑料制雙向麥克風兼收聽設備，它可以像護口器那樣佩戴在戰士的牙齒上，可通過骨頭傳送信號。它不需要耳機，因此身處作戰區的戰士能夠在與其他戰士溝通的同時，還能夠聽到周圍的聲音，保留“態勢感知”能力。該設備的合同簽署於夏末；10月，空中國民警衞隊在阿富汗使用它。
對於所簽署的12個項目，初始提案提交和合同簽訂之間的平均間隔為59天。所有的產品原本都是針對商業市場設計的——涉及的公司甚至都沒有考慮過潛在的軍事應用——軍方也沒有人知道那些產品或者公司的存在。DIUx將雙方聯繫在一起。這一切都跟標準的慣例大不相同。按照傳統的國防部承包流程，軍方撰寫“要求”，接着官僚將它轉化成“提案申請”，然後企業以產品設計進行回應，之後就是評估，以及等待其它競爭的原型誕生。撰寫最初的要求的官員從來不跟負責製造所產生的硬件或者軟件的企業經理溝通。
艾薩克·泰勒説，“我在探訪軍事組織上花了很多的時間。我問他們，‘我要怎麼幫忙？技術採辦系統有哪個地方不符合你們的需求？’沒有人説，‘不用了，謝謝。我很好。’包括最高級的官員，他們都説，‘我們會接受任何我們能夠得到的幫助。’”
這些正是卡特希望該項目會激發的那種的交流對話。他説，“對於DIUx，我的目標是，確保有更多的人能夠同時理解兩個領域，以及連接它們：那些來自科技社區和為我們非常重要的任務作出貢獻的人，以及那些想要更好地瞭解科技世界的國防部成員。”
意外的驚喜是，很多公司對錶達了對該項目的興趣。硅谷常常被描繪成一個由不滿國防狀況的網絡自由主義者組成的地方，但沙哈堅稱這種論調言過其實。“在國家安全上，硅谷是基於公私合作關係上，我很樂意去改造這種狀態。”他説，“這種模式的可行性的確有引發質疑，但對於軍事的廣義價值，人們的質疑並沒有大家想象得那麼多。”
自夏季重啓以來，DIUx先後在奧斯汀和波士頓設立了分支。位於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肯達爾廣場的辦事處如今由伯納黛特·約翰遜（Bernadette Johnson）領導。她請假離開她在麻省理工學院林肯實驗室首席技術官的崗位，擔任DIUx的首席科學官。DIUx總部主要專注於機器人和無人機領域，而波士頓團隊的重心則放在生物科技和生物醫學上。“我們發現，哈佛實驗室和波士頓醫院裏有很多的後備軍人。”約翰遜説道，“我對於我們的成長感到樂觀。”
當前的疑雲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讓這些前景——或許還包括DIUx的存在——變得不確定。
新政府通常都會廢棄舊政府留下的項目，尤其是反對黨領導的項目。在今年總統大選期間，DIUx經理曾嘗試接觸兩位候選人的團隊成員：他們向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的部分國防部門彙報了工作，後者對該項目似乎很滿意；但他們並沒能接洽上特朗普的團隊，因為該團隊並沒有國防顧問。特朗普選擇了海軍四星將軍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來擔任國防部長，後者有戰略頭腦，熱愛創新，很重視戰場上的戰士的需求。他有可能會擁抱DIUx。
即便是在大選之前，DIUx也神經繃緊。2016年，眾議院軍事與撥款委員會取消了該項目下一財年的預算。卡特敦促他們恢復資金支持。參議員委員會同意提供全額資助，但眾參兩院協商委員會將會做出最終的決定。部分觀察家持樂觀態度。眾議院委員會在瞭解到該項目初期的失敗史後削減了它的預算，為了證明DIUx存在的合理性，DIUx在10月份匆忙發佈報告，講述12份合同的情況：它想要向國會證明該項目是有成效的。
不過，眾參兩院委員會的部分成員，尤其是來自眾議院的，更喜歡傳統的採購模式。那些大型國防企業亦然，畢竟它們專門打造了結構和流程來迎合國防部採購部門的規定。
DIUx可能會顛覆國防部傳統行事方式的説法，並不是毫無道理的。負責採辦事宜的國防部副部長弗蘭克·肯達爾曾經對位於硅谷的DIUx不感冒，但現在他也在鼓吹它的好處。11月21日，他向全體人員發送了一封題為“新的快速承包工具”的電子郵件。該郵件鼓勵“所有采辦部門的專業人員去熟悉”OTA合同簽訂方案，盛讚DIUx利用這種方法“快速迎合作戰人員的需求”，並宣佈國防部已請求國會批准“擴大這一權力”，覆蓋新興的“前沿”技術，而不只是那些來自商業項目的技術。
該公告並不是備忘錄，也不是指令。它倡導的那種承包方式確實有它的侷限。正如卡特所強調的，OTA並不適合所有的武器項目。“我們不會利用DIUx來採購航空母艦和F-35。”但他補充道，他的確希望DIUx在國防部廣泛的採購慣例上產生“變革性的影響”，鼓勵它的官僚“擁抱創新文化”。對於一些人來説，那是希望，而非威脅。
沒積累起大量支持的小型初生項目往往需要最高層官員的支持才能夠存活下來。DIUx可以説是卡特的寵物項目。很難説下一任國防部長是否會予以其同等程度的關注。但現有系統的機能缺陷是顯而易見的。沙哈最近飛往中東跟美國的指揮官討論DIUx項目。他談到了跟與10年前的他一樣在伊拉克執行戰鬥任務的部分F16飛行員的交流。他們的戰機已經得到了升級，配有移動地圖。但不久之前，他們還得將安裝了商用航空地圖應用的iPad捆綁在膝蓋位置，依靠它來知道自己具體飛行在什麼地方。（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