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光明論】2017中國經濟往哪兒走? “穩”別有深意

*編者按：*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上明確提出，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主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2017年貫徹好這個總基調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王志剛研究員指出， 2016年我國經濟存在很多不穩定因素，2017年堅持穩定的宏觀政策就是要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防控金融風險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穩定的政策框架有助於穩定市場主體的預期，更有利於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穩”是為了更好地“進”而“穩”，而非為“穩”而“穩”。在當前全球經濟復甦進程緩慢、全球貿易增長低迷、重要新興經濟體陷入負增長態勢和地緣政治衝突的全球經濟背景下，中國經濟的“穩”和“進”別有深意。光明網【新常態光明論】欄目以下刊王志剛的約稿文章以饗讀者。

圖為重慶市雲陽縣一家造船工地上，工人師傅們正在為趕造新船而忙碌，飛濺的焊花與勞作的背影構成一道絢麗的風景。工地忙碌的景象藴含的是繁榮的經濟與火熱的生活。劉媛/攝

作者：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志剛 研究員

2016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會議強調，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明年貫徹好這個總基調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以前的經濟工作會議相比，這次會議的內容更加凸現穩步推進結構性改革的主線，而且就經濟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明確的解決思路，向社會傳遞了明確的信號，為下一步改革指明瞭方向，也表明中央宏觀調控方式更加成熟，有助於穩定各方預期並提振市場信心。

“穩”在經濟增長

首先，先看一下“穩”的內容。一是經濟增長平穩。2016前三季度6.7%的增速，結合11月數據，預計全年6.7%問題不大，“L”型增長實際上是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一種體現，經濟運行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也是“穩”的一種體現。

“穩”在經濟政策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穩定的政策框架有助於穩定市場主體的預期，更有利於保持宏觀經濟穩定。2017年堅持穩定的宏觀政策就是要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防控金融風險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穩一防”四個方面：

（1）貨幣政策穩定。繼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主要體現在流動性的穩定上，既不能過於寬鬆引致資產價格泡沫，又不能過緊或是傳導機制不暢導致實體經濟缺乏必要信貸資金而萎縮。

（2）財政政策穩定。在前期積極財政政策的基礎上繼續發揮積極作用，更好地發揮財政對經濟與社會的穩定器功能，同時服務於國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需。

（3）穩定人民幣匯率。會議指出“要在增強匯率彈性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儘管人民幣近期受到了美聯儲加息以及各類市場投機行為的不利影響，政府會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進行適當調整使其處於一個合理區間；就長期而言，決定匯率的關鍵是勞動生產率，只要供給側改革到位，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人民幣的長期走勢不會貶值。

（4）防範金融風險，創造穩定的金融生態環境。會議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着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金融風險如果能夠得到控制，就是為改革創造了穩定的外部環境。這就需要通過金融監管改革來實現，讓金融監管制度從微觀審慎轉變到宏觀審慎，真正發揮金融穩定器功能。

“進”在重點領域改革

“進”既有改革面上的擴大，又有某些重點領域改革的深入推進，還有一些跨部門統籌保障機制的完善上，充分體現了積極進取的改革精神和改革智慧。“進”可以體現在政策上，例如更加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此外，“進”更多體現在如下一些重點領域的改革中：一是微觀層次上的改革。深化國企國資改革，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靈活高效的市場化經營機制。要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抓緊編纂民法典，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堅持有錯必糾，甄別糾正一批侵害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保護企業家精神，支持企業家專心創新創業。

二是宏觀層次上的改革。要穩妥推進財税和金融體制改革。要深入研究並積極穩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深化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改革，完善國有商業銀行治理結構，有序推動民營銀行發展。要推動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加快出台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要有重點地推動對外開放，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發揮好政策性、開發性、商業性金融作用。

“進”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會議還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這實際上再次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實現供求有效匹配。因此，要更好地滿足需求，作為政策、制度、公共品供給者的政府，以及作為私人服務或產品提供者的企業都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政府研究市場可以制定更好的政策並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政府也可以通過市場化購買服務來滿足人民的公共需求；企業深入研究市場可以制定讓產品或服務能夠和消費者更好對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提高核心競爭力，更好地服務大眾自然會帶來企業利潤增長。總之，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以及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政府和市場攜手推動各類市場化改革，破除各種阻礙市場化進程的體制機制束縛，讓供求更好匹配並實現一種動態均衡。

“進”在建立房地產市場的長效機制

國際經驗表明房地產市場發展可以帶動諸多相關行業發展，其快速發展會帶來房地產泡沫，一旦破滅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會議指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這就是要重視房子的剛需功能，弱化其投資或投機功能；2016年房地產去庫存的效果和預期有差距，區域分化加劇，三四線城市去庫存壓力猶存，用什麼樣的手段去庫存值得地方認真研究。如果坐視房價的非理性上漲將有損中國結構性改革進程和社會穩定，弱化城市的競爭力；另一方面看，房地產聯繫着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市場持續陷入低谷也會帶來各種經濟風險。因此，會議指出要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税、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建設租售並舉的房產市場，既抑制房地產泡沫過度膨脹，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進”在“脱虛入實”

實體經濟是國家經濟的基礎所在，本次會議特別強調要“着力振興實體經濟”，表明中央已經意識到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平衡關係，沒有實體經濟的穩固，其他虛擬經濟發展就是無本之末、無源之水。振興舉措包括推動企業的品牌建設、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和傳統產業改造、法治化的市場營商環境、加強外資引入、優化產業組織、公平競爭等諸多方面。固然實體經濟成本高是一個客觀現象，多為體制機制不暢導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需要政府通過有力度的改革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振興實體經濟最終要通過創新發展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投資回報率，否則就難以在高成本時代中重新佔據經濟制高點。

中國當前正處於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千頭萬緒的各類改革需要高效的執行力來完成，而執行力取決於各個崗位上的人，因此會議指出“要把全面從嚴治黨要求體現在黨領導經濟工作之中”，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從政治責任高度來貫徹落實中央政策。特別指出要“健全正向激勵機制”，實際上就是為改革創造各種條件，充分調動各部門和各級幹部的積極性，讓好的理念、制度、政策能夠充分落到實處，充分釋放新的改革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