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信心危機蔓延西方社會
自今年年初歐洲國家關閉邊境線以來，約6萬名難民滯留在希臘擁擠的難民營中。9月2日，當地難民在雅典遊行，要求希臘政府開放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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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數千民眾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持續近10天的“民主之春”示威活動，反對金錢政治和選舉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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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缺位
民眾憤怒
政治精英難以體恤普通民眾處境，選舉承諾常常淪為“空頭支票”
達雷爾·韋斯特（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副會長）：美國的工人階級缺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機會，他們丟失了在製造業領域的工作，教育和醫療費不斷上升，他們對未來充滿悲觀，感覺自身命運受到了國家體系的操縱。對於普通人所面臨的困難，經濟成功的美國上層羣體難以體恤，更談不上感同身受。
特朗普當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成功地調動了民眾的失望情緒，同時讓他們相信：只有特朗普可以幫助他們。
特朗普已向中產階級承諾要為他們提供幫助，而如果美國橄欖型社會的這一主體人羣享受不到多少真正的好處，他們將會對新政府產生失望。
雷蒙·帕切科·帕爾多（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國際關係高級講師）：到底是什麼驅使英國民眾選擇拋棄歐盟？簡短的回答是，經濟問題、社會焦慮以及政治上的被剝奪感。三重因素交織，積聚起民眾對精英階層的不滿，最終通過公投表現出來。正是這種相同的情緒助力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及法國、匈牙利、意大利、荷蘭等國民粹政黨的崛起。
在這些國家中，選民們普遍感到自己已不被傳統政黨所代表。他們轉而選擇不參與投票，或者投給民粹主義政黨。這些民粹主義政黨訴諸簡單、情緒化的解決方案，譬如禁止移民、增加貿易壁壘等，以博得民眾的支持。
楚樹龍（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發展研究所所長）：近幾十年來，標榜着“人人生而平等”的西方民主制度遭遇越來越多挑戰，甚至步入困境。美國“佔領華爾街”的青年人和法國學者皮凱蒂不約而同地明確提出西方社會“99%對1%”的不平等問題，即社會財富多數被1%的富人擁有，而99%的民眾財富不斷減少。
更為嚴重的是，西方選舉制度所設立的由多數民眾選擇產生、代表多數人利益、受民眾監督的西方政治家和領導人對這一社會發展趨勢缺乏真正的瞭解和感受，導致沒有有效的應對之策。
西方國家一次次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和眾多議員多來自那“1%”或“0.1%”的上層精英，而不是“99%”的多數民眾，他們上台後更關注自己及黨派的利益，更關注執政和繼續執政的“根本大事”，讓選舉時所作的承諾常常淪為“空頭支票”。
社會撕裂
民粹興起
民眾對現有體制失去信心，他們憤懣情緒的“勝利”就意味着制度的“失敗”
瑪麗·格里菲思（美國聖路易斯大學約翰·鄧福德宗教與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當今，美國社會的分裂比任何時期都更為嚴重。全面分析美國社會的特徵，除兩極分化、階層對立之外，人們被分為兩個羣體：一部分人珍視種族和民族多元化、宗教多元化，秉持寬容的觀點；另一部分人堅持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主導地位。
莎達·伊斯拉姆（歐盟智庫“歐洲之友”歐洲與地緣政治研究部主任）：是什麼撕裂了歐洲政治和社會？人們對現有體制和機制失去信心是主要原因。歐盟至今未能有效緩解歐債危機影響下的經濟放緩、財政緊縮、失業增加等問題，政治家的承諾和決心已經備受質疑，政治精英和草根選民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
面對歐債危機，歐盟成員國之間意見不一，分歧嚴重。愈演愈烈的難民危機更是把本已出現裂痕的歐洲政治和社會撕開了一個大口子。多重危機的綜合作用下，歐盟開始分裂。
維爾納·魏登費爾德（德國慕尼黑大學應用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歐洲的極右翼黨派，諸如奧地利自由黨、法國“國民陣線”、德國選擇黨的支持率不斷上升。民眾認為傳統黨派不再關切他們的擔憂，於是開始遠離傳統政治制度，遠離傳統政黨。
民眾被這些黨派吸引的主要原因，不是認為他們能夠解決問題，而是覺得他們“體恤民意”，瞭解“民眾疾苦”。而這些黨派拿難民政策作為攻擊把柄，也未必出於對難民的極端仇視，而是一種拉票手段。
莎達·伊斯拉姆：傳統政黨高高在上，脱離基層，相比之下，民粹主義政黨更接地氣，以激進變革的立場回應民眾的關切。放眼歐洲政壇，誰的主張越是強烈地反建制，誰就能贏得民眾的喝彩。在這個充滿變化的時代，歐洲民眾內心積累了太多的憤懣，那些抱持排外、疑歐主張的極右翼政黨給這些憤懣提供了釋放的出口。憤懣情緒的“勝利”就意味着制度的“失敗”。
面對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歐盟領導人只有振作起來，與歐洲民眾同呼吸、共命運，才能遏制極右翼政黨掀起的風浪。明年3月是《羅馬條約》誕生60週年，這是歐盟痛定思痛、重新出發的一個良好契機。
反全球化
逆流洶湧
保護主義的選項雖然有吸引力，但恐懼驅使下的政策只會讓情況變得更糟
雷蒙·帕切科·帕爾多：英國脱歐帶來的最大啓示是，即使英國作為經濟表現最好的發達國家之一，也難免遭受反全球化的影響。英國脱歐以及一些國家民粹政黨勢力增強，將促使歐盟重新思考經濟自由主義政策的負面影響，同時也意味着歐洲一體化進程已經走過了頂峯。
貝爾特朗·巴迪（法國巴黎政治學院政治學教授）：為了迎合民意，歐洲一些政黨相繼宣佈拒絕接收移民，採取逆全球化措施。在法國、荷蘭、意大利，以及北歐和東歐國家出現了主張排外的政黨。更為糟糕的是，一些傳統政黨由於擔心被邊緣化，竟然很快也附和排外主張，如法國前總統薩科齊領導的傳統右派，左派政府前總理瓦爾斯公開指責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對待難民問題上太過“放縱”。
拉里·戴蒙德（美國斯坦福大學政治及社會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為何民粹主義、反全球化、反移民等極端主義思想成為近年來西方國家人民的選擇？這一趨勢背後存在許多原因，需要放在全局中來考慮。
伴隨着經濟一體化和國際經濟競爭進程的推進，許多人飽受失業、企業倒閉或是經濟機會流失的痛苦。他們感到生計、經濟前景和下一代的出路受到威脅，因此將希望寄託在主張貿易自由化放慢腳步或走回頭路的候選人身上。反全球化的選項雖然具有吸引力，但並非正確的方案，正確的做法是採取措施，把這些工人轉移到更具競爭力的經濟產業中去。在受恐懼心理和偏見驅使下做出的保護主義政策會讓情況變得更糟。
維爾納·魏登費爾德：英國脱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有人説這是西方反全球化的開始。但全球化、一體化仍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通過歷史可以發現，任何一種趨勢的形成和發展，總伴隨着反對這一趨勢的阻力。
面對全球化，一些人會問：“我們如何向自己的國家與人民交代？如何保證本國人民、當地團體的利益？”但這一問題只能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解答——全球化永遠是高於本土化的趨勢，並且能使大多數人受益。當前的確有反全球化的事件發生，但這類事件同時也為更多人敲響了警鐘，提醒人們反思並重視全球化的意義。例如英國脱歐後，德國等一些歐洲國家的民眾反而開始思考反全球化後的不良後果，重新審視歐盟存在的意義，對歐盟的態度更趨積極，更加堅定了追求歐洲一體化的決心。
制度改革
知易行難
西方經常指責其他國家不搞政治改革，但其困局正是缺少政治改革的結果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教授）：西方政治體制的危機，根源在於未能回應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的巨大變化。西方政治之所以能夠在二戰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基本穩定，主要是因為西方社會中產階層龐大，多黨政治不足以分化社會。在中產階層龐大的社會，任何一個政黨都必須照顧中產階層的利益，不敢走向極端。不是政治整合社會，而是社會整合政治。
現在，經濟結構的變化直接導致了社會結構的變化，變化了的社會結構又對政治體制提出相應變化要求，但是政治體制並沒有作出回應。西方政治體系一方面失去了對資本和利益集團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又沒有能力提供社會公共服務。西方經常指責其他國家不搞政治改革，但實際上西方自身的政治體制需要很大的改革。目前的困局正是缺少有效政治改革的結果。
拉里·戴蒙德：在特朗普崛起之前數年，美國社會特別是年輕人對民主的支持度出現顯著下降。從整體看，歐洲與美國社會對民主的支持度在過去20年裏不斷走低。在美國，這與近年來不斷加劇的政治極化、最近一次的經濟衰退與政府不作為等因素息息相關。這一問題最有效的“解毒劑”是證明民主能夠解決問題並能對人民的擔憂作出回應。
由於選民對精英階層懷有強烈的不滿，因此渴望變革。一旦選民們通過選票沒有促成變革的落實（我預測他們希望的變革無法實現），他們還會選擇求變。
達巍（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所長）：面對美歐國家出現的諸多亂象，西方思想界的討論與反思非常多。一些反思還相當深刻，已觸及到美歐國家的根本制度層面。
其中，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對“政治衰敗”的思考是近年來西方思想界在政治領域的一次最深刻反思。福山認為，美國的權力制衡、政治極化以及利益集團導致美國政治走向“否決政治”，面對人民的疾苦無法做出響應，面對變動的時代無法做出必要的改革。2016年特朗普在美國政治中的快速崛起，實際上反映出選民面對美國“政治衰敗”的無奈，以及無奈之下“病急亂投醫”的心理。“特朗普現象”正是美國民眾通過傳統方式尋求制度變革無效、開始尋求激進制度創新的嘗試。能否成功，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劉建飛（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20世紀80年代，由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里根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一度給西方世界帶來繁榮，冷戰後更是進入“高歌猛進”階段。然而，長期過於倚重市場力量導致社會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激化。
2016年的亂象也許會觸動西方國家推出一些改革措施，其方向就是糾正新自由主義的偏差及其造成的負面影響，推動經濟穩步增長，更多地滿足中下層民眾的訴求。
（本報記者章念生、李應齊、張朋輝、任彥、李永羣、馮雪珺、俞懿春、陳麗丹、李瀟、李琰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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