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弱！世界經濟尋求增長動力

“一帶一路”上的重要港口連雲港2016年前11個月完成貨物吞吐量2億噸。圖為一艘大型遠洋運輸輪在裝卸進出口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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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怪圈

仍未打破

在許多國家實施量寬和負利率政策下，全球經濟依舊很脆弱

李向陽（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戰略研究院院長）：世界經濟今年繼續呈現出低增長、低利率、低貿易和低均衡的態勢。美日歐三大經濟體的增速均低於上年度；俄羅斯、巴西等資源出口型新興經濟體繼續負增長；亞洲新興經濟體仍是全球經濟增速最快的區域，但也比上年度略有放慢。全球貿易增速低於經濟增速的格局沒有改變，預計全年只能維持1.7%的增速。

應該看到，這種低速增長是在許多國家實施量化寬鬆與負利率政策的背景下實現的。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並存困擾着絕大多數國家。這種態勢會引發諸多風險，比如政府幹預經濟的能力和空間縮小，經濟干預所積累的債務、資產泡沫風險加大，民眾對政府的信心下降等。由於許多國家的政府債務或財政壓力已難以為繼，同時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不斷減弱，長期來看，實現經濟增長的根本出路在於改革和創新。

斯蒂芬·羅奇（美國耶魯大學教授）：2016年的世界經濟增長是緩慢的、艱難的、脆弱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今年世界經濟增長率為3.1%，低於1980—2016年間年均3.5%的增長率。這一增速表明，世界經濟並沒有走出衰退太多，增長依舊困難，這也給2017年帶來更多問題。在世界經濟增速放緩這個問題上，結構性因素一直在起作用，並且每個經濟體的結構性因素各有不同。比如歐洲受困於財政、銀行業問題等，甚至包括諸如接納大量難民等嚴峻的政治問題。

李偉喬（世界銀行中國局首席經濟學家）：對於造成全球經濟放緩及其相關風險的確切原因，學界一直都存在爭論，與此相關的一個大趨勢是全球生產率增長的放緩。國際金融危機前，金融市場的投機活動和房地產泡沫，也許讓我們對世界經濟增長率所能達到的高度產生了不真實的認知。從歷史角度看，2008年前，長達數十年的高速增長確實非同尋常，正是這樣的高速增長把全球引入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泥淖中。

目前世界經濟存在諸多風險，其中包括金融業的脆弱性。由於經濟增長不再像以往那樣依賴出口驅動，對許多國家而言，國內需求成為帶動增長的更加重要的驅動器，中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結構失衡

貿易萎靡

2008年以來全球貿易減少一半以上，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難辭其咎

凱瑟琳·斯提芬（歐盟委員會市場貿易分析專員）：自2012年以來，全球貿易量大幅放緩。據世界貿易組織最新預測，相比國內生產總值（GDP）2.5%的增長率，今年全球貿易額增長率僅為1.7%。這是近15年來全球貿易增長率首次顯著低於GDP增長率。

全球貿易增長放緩，除了週期性原因以及全球投資乏力等因素之外，經濟增長放緩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速下降，使得收入增長緩慢，最終導致消費需求不足，成為全球貿易放緩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外，新興市場國家的工資水平不斷上漲，以及一些新興經濟體消費者向更高級消費市場轉移等，都阻礙了供應鏈和貿易方面的國際市場細分，使全球貿易量增長受到影響。

全球貿易重獲動力，需不斷挖掘全球貿易新的增長點。服務貿易、電子商務等領域的迅速發展，將逐漸成為拉動全球貿易增長的新動力。此外，繼續推進全球貿易多邊談判也是主要措施之一，降低全球貿易成本以及各國削減貿易壁壘促進貿易便利化也將對推動全球貿易增長起到積極作用。

屠新泉（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世界貿易增速放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總體可分成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從需求面來看，一是世界經濟增長進入週期低谷，增長緩慢，全球需求不足；二是全球價值鏈的發展進入收縮期，其分工深化所帶來的邊際效益遞減。從供給面來看，主要是製造業生產技術突破有限，沒有出現新的大規模的產業。而隨着各國城市化的發展，資源進一步向服務業轉移，由於服務業難以跨國交易的特性，無法帶來相應的貿易增長。此外，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也是導致貿易減速的重要原因之一。

弗雷德里克·埃裏克松（歐洲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經濟長期萎靡不振，貿易保護主義難辭其咎。有研究認為，貿易壁壘是導致2008年以來全球貿易減少一半以上的主要原因。正如歐盟貿易委員馬爾姆斯特倫女士所説，貿易保護主義在很多時候是建立在想象、而非事實的基礎上，世界各國需要客觀分析自己所面臨的經濟挑戰，並主動為塑造經濟全球化努力，而不是被動等待全球化，更不是逆全球化而動，將自己與世界經濟隔離起來。

貨幣政策

嚴重分化

進一步加重宏觀經濟政策不協調程度，提升風險蔓延的廣度和深度

宋科（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去年以來，主要經濟體經濟復甦步伐持續分化、貨幣政策持續背離。一方面，歐洲、日本仍面臨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以及匯率下行的困擾，需要持續實施量寬政策以提振經濟；另一方面，美國經濟復甦趨勢持續向好，美聯儲時隔一年再次加息，預計明年還有3次左右加息，美元已進入到新一輪的升值週期當中。

貨幣政策嚴重背離，不僅會進一步加深全球宏觀經濟政策不協調程度，嚴重拖累當前緩慢且不平衡的復甦進程，還將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匯市、債市、股市和大宗商品等市場的預期分化、波動加劇、風險驟升。

高海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貨幣政策嚴重分化的直接結果是引起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盪。如果美聯儲2017年再度加息，而歐元區、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央行仍按兵不動，將導致貨幣政策進一步分化，使美國與這些國家息差擴大，並誘使全球資本流向美國市場。發展中國家深受美國貨幣政策外溢性影響，政策調整將面臨新的困難。

李偉喬：強勢美元和發達國家更高的利率的確會給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帶來風險，主要挑戰來自資本流動。預計相當一部分資本將回流美國及一些發達國家，以追逐更高的回報。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有效管理短期資本流動，瞭解其有可能造成的不穩定，並且用更大的增長潛力帶來的高回報來吸引長期投資。

宋科：強勢美元符合當前美國經濟復甦和自身利益的基本要求。但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和美元本位制國家，其政策“溢出效應”所帶來的潛在風險不容忽視。比較前兩輪美元升值週期，可以看到強勢美元將無一例外地使原先流入新興市場國家的資金迅速逆轉，從而引起這些國家資產縮水、匯率貶值、股市下跌以及債務負擔加重等一系列負面衝擊，誘發系統性風險。更為重要的是，本輪美元升值週期所處的宏觀經濟環境與此前已大不相同。新興市場國家在本次危機後的強勢崛起已經改變了原有的經濟格局，不僅資金規模和流動速度大幅提升、金融風險因素更加多元化，而且其自身政策的“回溢效應”也不斷增強。由此引發的風險蔓延的深度和廣度又將進一步提升。

“黑天鵝”

事件頻發

該現象是“西方化”這一全球化模式難以為繼的正常反應

魏亮（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2016年是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經濟復甦最疲軟脆弱的一年，全球大多數國家經濟回暖乏力，增長有落入“長期停滯”陷阱之虞。以英國脱歐為代表的“黑天鵝”事件頻發，打亂了世界經濟復甦的節奏，使經濟增長的態勢受到衝擊。

英國脱歐是政治經濟交織的大事，具有世界影響力。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將是多元的、深遠的，目前還只是一個開始。考慮到歐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英國分別是歐盟第二大經濟力量、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英國脱歐遷延不決，將使世界經濟金融的不確定性長期居高不下。如果英國“硬”脱歐的話，將意味着諸多國際經貿金融規則和秩序面臨調整，這種變遷引發的影響可能非短時間即發現、發作。世界經濟的參與者不得不重新考慮、看待當前的世界經濟及其變化趨勢，更加深入反思對世界經濟蕭條的認識。

伊恩·貝格（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歐洲研究所教授）：歐洲各地的居民日益處在一種不滿和叛逆的情緒中。他們的不滿包括對經濟增長的失望、對移民湧入的擔心，對精英的祛魅以及一種廣泛層面的不安全感。這些背後的共同之處是，過去30年在國際社會佔主導範式的全球化過程，正在遭受衝擊和抵抗。發達國家工人工資停止增長，全球化不均衡使富人更加受益。多年來，發達國家領導人強調增長將產生“涓滴效應”，最終使社會每個階層受益。但這一推論越來越遭到兩方面的反駁。全球化從廣義上説將帶來增長，但對於一直生活在平均水平以下的民眾的吸引力越來越小。當不少國家的經濟增長停滯，就沒有人處在“平均”狀態。

魏亮：英國脱歐以及特朗普現象等“黑天鵝”事件，是“西方化”這一全球化模式難以為繼的正常反應。人們反對全球化，實質上是反對當前以“西方化”為主的全球化模式。只要這種模式不改變，發達國家用所謂“技術官僚”——靠繁文縟節和暗箱操作企圖治理世界的思路不調整，不能消滅“有人得益則必有人受損”的局面，人們的厭惡情緒和反抗就不會停止，因這一模式和治理思路而起的更多“黑天鵝”事件，就會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繼續發生。

（本報記者強薇、李寧、任彥、吳剛、李應齊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