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越：暴恐事件頻發，歐洲如何唱響《歡樂頌》？

臨近聖誕，西歐在同一天接連發生兩起針對平民的暴力襲擊事件。這給節日帶來了血腥味，也深刻刺激着歐洲人的神經。

在德國柏林，極端分子駕駛一輛卡車衝進聖誕集市，造成12人死亡40餘人受傷，“伊斯蘭國”宣佈對事件負責。嫌犯阿尼斯·阿姆裏(Anis Amri)來自突尼斯，是極端組織成員，早前以難民身份進入德國，但其政治庇護申請已被拒。在瑞士蘇黎世，一名瑞士人持槍襲擊了一個穆斯林集會地“索馬里-伊斯蘭” 中心(Somali-Islamic centre)，造成3人受傷。尚無證據表明此人與極端組織或反伊斯蘭勢力有關，但因槍手自盡，其動機仍有待調查。儘管兩起事件沒有直接聯繫，兇手動機也顯然不一致，然而它們從不同側面反映，歐洲正面臨嚴峻的安全形勢和社會失序的風險。

外部輸入的不穩定因子是近幾年歐洲秩序日益混亂的重要原因。三五年前，歐洲還是一片寧靜祥和，西歐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但鄰近土地上愈演愈烈的戰爭和宗教迫害，無論在地緣上還是道德責任上都不可避免地給歐洲帶來影響。作為西式民主自由價值觀的典範，許多歐洲國家向中東和非洲敞開大門，懷着“博愛”精神向苦難者提供庇護。然而，由於缺乏嚴格的篩查機制，一些極端分子或有極端主義傾向的人隨同難民輕易混入了歐洲。他們的到來無疑在此埋下了一顆顆定時炸彈。

實際上，此次“柏林事件”並不新鮮。早在2014年，歐洲動盪的序幕就已拉開。由於法德等國參與了對“伊斯蘭國”的聯合圍剿，這些國家在極端組織的報復行動中成了重災區。2014年聖誕前夕，伊斯蘭極端分子駕駛貨車襲擊了法國南特的聖誕集市;2015年1月，巴黎接連發生《查理週刊》和猶太市場襲擊案;當年11月，巴黎再遭重創，恐怖分子在足球場和劇院等人羣密集處引爆炸彈、掃射平民，造成130人死亡368人受傷;2016年3月，歐洲“心臟”、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機場和市中心地鐵站遭到三起自殺式炸彈襲擊，32位平民喪生、300多人受傷;2016年7月，極端分子駕駛貨車衝進正在法國城市尼斯觀看國慶煙花表演的人羣，造成86人死亡434人受傷……

在譴責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屠殺行為的同時，歐洲國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其難民政策和管控效能。陳屍海灘的敍利亞男童激發了和平世界的同情心，法德等國以“門户開放”(open-door policy)政策向難民表達善意。然而，如潮水般湧入的難民似乎已經超出了歐洲國家的接待能力。僅去年(2015)一年，進入德國的難民就高達89萬。在法國加來港，成千上萬難民聚居於此期望有朝一日進入英國。如“叢林”(jungle)般密集的營地在這幾年迅速擴張。意識到危險後，法國政府於今年10月展開了清除行動，準備將難民遷移至境內450處安置點。然而，這些人的命運和他們即將扮演的角色仍然是個未知數。在法國的指責聲中，英國也開始分攤責任加快接收未成年人。諷刺的是，以“少年兒童”身份入境的人員裏，充斥着大量成年人。這些人的目的和手段不得而知，但英國難民管理機構的效能令人擔憂。值得注意的是，難民和移民來自不同的種族、宗教和文化背景，他們到達到歐洲後往往因無法融入基督教文明而變得無所適從。原本正常或僅攜帶暴力基因的人也可能因此投入極端主義的懷抱。“尼斯事件”主謀、來自突尼斯的移民穆罕默德·布哈勒(Mohamed Lahouaiej-Bouhlel)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鬆懈的邊境管控、低效的背景審查程序和缺失的社會融入引導機制恐怕將使“聖母”的慷慨轉變為歐洲人民的“負資產”。一方面，歐洲仍然在爭議聲中繼續接納難民;一方面，她已經不堪重負，甚至難以為自己國民的“歲月靜好”買單。

如果説“柏林事件”代表外來威脅，那麼蘇黎世槍擊案則是歐洲內部秩序週期性失調的縮影。歐洲的和平秩序並非“自古以來”就有。歐洲版圖恰恰是在混戰中逐步完成劃分。直到1648年“三十年戰爭”結束、威斯特法利亞體系建立，歐洲才確立了以平等、主權為基礎的國際關係準則，開啓了“條約治下”的均勢和平。至此，民族國家超越教廷，主權超越神權獲得了至高無上性。18世紀末，歐洲權力秩序在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戰爭中再次洗牌。拿破崙功敗垂成未能統一歐洲，但其留下的政治遺產影響深遠：革命的“民主”和民法典的“法制”精神。這是歐洲資本主義秩序構建的兩大基石。其後，隨着英國在第二次百年戰爭中勝利，歐洲開啓了長達100年的“不列顛治下”的和平。

“一戰”和“二戰”是對人類文明的摧殘，但善於自省的歐洲人在戰後迅速團結。從“從煤鋼共同體”到“歐盟”，歐洲在一體化過程中取得了長足進步，建立起了引以為傲的福利國家，也從某種程度上替拿破崙實現了“歐洲統一”的夢想。發達的經濟和有序的社會環境培養出了高素質的國民。高度自覺、高度互信、高度便捷——這至少是西歐公民社會的特徵。德國、法國、瑞士、比利時等國的火車站不設安檢，查票只是偶爾，市內公交也是如此，但極少發現逃票者。在瑞士，居民可以合法持有槍支並以持槍自由為榮。瑞士的持槍密度為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也門，但過去幾十年裏涉槍犯罪率極低。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歐洲是那樣秩序井然。然而當下，歐洲再次陷入內部失調。“歐債危機”點燃了不同發展程度國家間的矛盾，阻滯了歐洲經濟良性發展;英國通過公投退出歐盟，歐洲一體化遭遇沉重打擊;歐洲國家失業率普遍上升，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外來移民和難民植入歐洲，又帶來了安全和價值觀的衝擊。誰可保證，歐洲人曾經堅定的信仰不會動搖，曾經安寧的社會不會變異？誰又能説，瑞士那名24歲的年輕槍手走向極端與社會因素沒有一點關係？

困局之中，歐洲保守主義和極右翼勢力得到了復興。在重振“國家主權”和“反移民”的浪潮聲中，右翼政黨贏得了選票，取得了話語權。歐洲大國領導人相繼表現出無力招架之態：英國首相卡梅倫在“退歐”公投後辭職;法國總統奧朗德宣佈放棄參選;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在反對黨的聲討中如坐針氈……

歐洲走到了另一個十字路口——“一體化”還是“自立門户”？“聖母心”還是“閉關自保”？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歐洲人能否再次運用智慧讓《歡樂頌》的曲調悠揚起來，十分令人期待。(作者是英國愛丁堡大學國際關係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