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學者追憶蘇聯解體:出差回來已成了另一個國家

編者按：1991年12月25日19時40分，俄羅斯學者德米特里·葉弗列緬科在他的日記中精準地記錄下這一時間點：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旗杆上降下，蘇聯正式解體，“國旗降落昭示一個偉大時代的結束”。對於無數俄羅斯人來説，這場被普京稱為“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至今仍是橫亙在他們心中的一道傷疤。俄羅斯調查機構列瓦達中心日前公佈的民調顯示，51%的俄羅斯人認為蘇聯解體本可以避免，56%的受訪者對蘇聯不復存在感到惋惜。進入12月，回顧和反思蘇聯解體的內容在俄羅斯媒體上多了起來。25年後，俄羅斯人對這一歷史事件有着怎樣的感受與思考？《環球時報》記者近日與多位俄羅斯知識分子進行了交流。

1。 “出差回來，已成了另一個國家”

葉弗列緬科

回想起25年前的情形，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科技信息研究所副所長德米特里·葉弗列緬科清晰地記得他那時“不可思議”的感受。他當時正在國外出差，12月9日回到莫斯科，而在這前一天，也就是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與白俄羅斯3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在別洛韋日森林的會面中已經決定了蘇聯的命運，“離開時是一個國家，返回時已成另一個國家”。“震撼與恐慌”，葉弗列緬科用這樣的字眼來描述彼時心情。

感到不可思議的不止葉弗列緬科一人。莫斯科大學社會學系副主任葉甫根尼·格拉奇科夫清楚地記得，1991年8月19日，他開車去莫斯科大學時看到馬路上有坦克，他還朝坦克揮了揮手。“當時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都沒有意識到發生了政變。”在他的記憶裏，那一天的莫斯科，太陽高照，寂靜而炎熱。

“它發生得幾乎完全不為我們覺察”，俄羅斯科學院世界詩歌語言研究中心主任納塔麗婭·阿扎洛娃這樣概括了她的感受。在她看來，“這正是蘇聯解體的主要問題”。

的確，這謎一般的“不被覺察”，是俄羅斯社會各界，尤其是學界二十多年來希望解開的問題，也是東西方政界和學界一直熱議不衰的話題。蘇聯共產黨連續執政了74年，面對亡黨亡國危機之時，為什麼2.5億蘇聯人能平靜接受？為什麼近2000萬蘇共黨員沒有挺身而出，“竟無一人是男兒？”在過去二十多年裏，這一事件催生了無數著作研究。

在採訪中，格拉奇科夫試圖解釋那時的“平靜”：“這已經是一個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權了——民眾能夠平靜地接受，就像接受了與普通人沒有任何關係的國家領導層的爭權鬥爭一樣。誰也不想幹涉並庇護這個脱離羣眾並再也不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權。”

宣佈蘇聯解體的那一天，德米特里·特列寧正在軍隊服役，是國防部軍事學院的一名教師。得知《別洛韋日協議》簽署，他的內心竟“湧起一絲輕鬆”。在他看來，蘇聯根本性的改變不是在1991年12月，而是那年的8月。現在是莫斯科卡內基中心主任的特列寧解釋説：“當時起主導作用的意識形態失靈了，由意識形態衍生的行為準則也崩塌了。”

“我不能原諒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背棄和對國家利益的出賣。”格拉奇科夫出生於戰後，成長在一個普通工人家庭，有着20年黨齡的他難以接受蘇共的瓦解。“我擁有的許多東西——對祖國的愛，思想上的堅定，教育和家庭，我都把它們與蘇聯共產黨聯繫在一起。”他將對黨和國家的真情，埋在了心底。

2。無數家庭進入“沉重時期”

格拉奇科與妻子

解體時的平靜並不意味着後來的日子會一直持續這種平靜。相反，許多家庭進入了一段“沉重的時期”。

解體後，格拉奇科夫89歲的母親和他的哥哥姐妹都生活在烏克蘭。他們的工作不穩定，薪水極低，生活艱辛，經常需要格拉奇科夫寄錢接濟。生活在立陶宛的姨媽一家，日子也沒好到哪裏——立陶宛不得不從外購買曾經引以為豪的香腸、奶製品。“烏克蘭曾是蘇聯時期最富足、經濟最發達的共和國之一。然而現在，戰火紛飛，國家貧困，這讓人痛心。”葉弗列緬科很傷感。

歷史系研究生蓋伊1991年在克里米亞出生，雖然他的記憶裏並沒有“蘇聯故事”，但他也不得不承受“解體後果”。在他們一家看來，最無法接受的是克里米亞被強行留在了烏克蘭。由於當年被切斷的鐵路交通至今未恢復，25年來，蓋伊與生活在俄羅斯庫班地區的親戚只走動了兩次，“走親戚竟變成一件困難、昂貴而又十分令人懷念的事情”。

同樣的影響幾乎覆蓋每一個家庭，“一家人的地理界線被顯著改變了”，阿扎洛娃這樣總結説。對於她的家庭，蘇聯解體一方面打開了通往西方的門——父母去了布拉格，更多親戚前往德國；另一方面，曾經熟悉並喜愛的旅遊線路被迫關閉，阿扎洛娃與愛沙尼亞、格魯吉亞、烏克蘭的許多朋友失去了聯繫。

“尤其是第一個十年，那是一個困難的時期。”葉弗列緬科表示，生活變化僅是一部分，他的世界觀也是在這個時期“同改革時代的幻想訣別了”。

“這件事對我們的意識與心理產生的影響，是創傷式的。”格拉奇科夫感嘆説，“對於所有人以及我的家庭來説，這是沉重的時期”。

俄羅斯獨聯體國家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弗拉基米爾·葉夫謝耶夫常常會這樣假設：“如果蘇聯沒有解體，我們不會有那麼多的軍事衝突；如果蘇聯沒有解體，數百萬的俄語居民不會毫無徵兆地成為住在別人國家的人……”他認為，“蘇聯解體對人民來説是最大的悲劇，也是一次社會的倒退”。

歷史不會有“如果”，經歷瞭解體之痛的俄羅斯在“普京時代”迎來了轉折，經濟開始崛起，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感到“生活逐漸重回正軌”，“大國信心”開始恢復。隨着90後和00後的出生，蘇聯以及那段創傷正在許多人的生活中漸行漸遠，年輕一代沒有歷史揹負，似乎比他們的父輩更容易“向前看”。

3。 “轟然倒塌的背後，是無數不起眼因素的共振”

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 費多羅夫斯基教授

拉開時間的距離，可以讓思考得到驗證或是修正。蘇聯解體、休克療法、西式民主、俄羅斯重振，經歷了這些年之後再回首，又會有怎樣的思考？

亞歷山大·費多羅夫斯基是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的教授，他對於蘇聯為何解體的看法一直沒有改變。他堅持，這是缺少拒絕教條主義的決斷力和缺乏市場改革的連貫性造成的，內政外交、經濟和社會文化領域改革也因此遇到了官僚體制的嚴重阻礙。

阿扎洛娃認為，共產黨點燃了世界革命，並在蘇聯確立了建成共產主義的目標。但是在抵達目標前，意識形態淡去，物質資料短缺，這讓民眾開始更多地衡量生活質量。

1991年的葉弗列緬科在政治主張上支持葉利欽，現在，他的研究增加了些新視角，並在他的新書《創傷後的俄羅斯——國際關係不平衡發展條件下的社會與經濟轉型》中闡述了他的思考。葉弗列緬科認為，蘇聯應該被看做是一個複雜的體系，它由意識形態、組織等元素組成。在體系形成的過程中，嵌入了一些內在缺陷，“起初不起眼，但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下就能夠遲滯進程，從而導致體系被破壞。”他所説的“不起眼”因素，包括經濟蕭條、改革不到位、蘇共內部分裂等7種內外因。正是各種因素“共振”，導致了在一定歷史環境下蘇聯的轟然倒塌。

在追求自由、民主的口號下，解體後的俄羅斯一度陷入秩序混亂、寡頭橫行、分離主義情緒高漲的困境。格拉奇科夫表示，民主與自由“不過是西方人騙人的把戲”。特列寧對此質疑説，在社會制度尚未鞏固的情況下，所謂“自由”，或許只是意味着強大一方對弱勢羣體的碾壓，“失去力量的自由會導致混亂”。

重建國家意識形態日益成為俄羅斯思想界和知識界的共識。如葉夫謝耶夫所説，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有基於對歷史正確認知和愛國主義的國家意識形態，作為大國，必須有自己的世界觀及其代表觀點的理論基礎。現年26歲的楚瑪科娃年齡只有葉夫謝耶夫的一半，在這點上，他們絲毫沒有代溝。楚瑪科娃説：“每一個國家都需要培養熱愛祖國並且為之驕傲的愛國主義者。”

4。 “中國無需模仿西方發展道路”

莫斯科卡內基中心主任 特列寧

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同樣是無產階級政黨執政，蘇聯的命運難免讓世界向中國投來關注的目光。作為中國學研究學者，格拉奇科夫今年來到中國3次。他十分欣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政治、經濟發展等方面取得的矚目成績。他評價説，中國選擇了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中國應堅持對革命理想、本國曆史與價值觀的忠誠信念”。格拉奇科夫把自己珍藏20多年的蘇共黨員證捐給中國以作紀念。

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正關注中國的發展，即使不是中國學的研究學者。阿洛扎娃認為，作為一個偉大民族的代表，中國“不需要選擇模仿西方社會的發展道路”。

特列寧説：“中國可以更加謹慎、深刻地從蘇聯解體中吸取教訓。”他建議説，要讓經濟改革在政治變革之前先行，讓經濟改革的成果為政治穩定發展提供保障。費多羅夫斯基認為，執政黨只有更多地關注民眾需求，才能更好鞏固政權。

葉弗列緬科用“偉大”一詞形容中國。他第一次到中國是蘇聯解體的前幾個月，那時與中國的“相識”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説蘇聯那時已越來越深地陷入政治動盪中，那麼中國則相反——它克服了政治不穩定的風險，在國際壓力下堅定地邁出推進改革加快開放的重要步伐。”

讓這位政治學博士頗為感慨的是，“1991年時，誰能想到1/4世紀後，世界秩序轉型已不再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導？由中國領導人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不僅能加速多極化世界的形成，而且可以重新確立歐亞和亞太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新格局。”（環球時報記者 吳焰 張曉東 林雪丹 曲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