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釐清宏觀税負概念精準計算 切實減輕企業負擔

中國青年網北京12月26日電（記者 楊月）近日有經濟學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調研中發現，企業的實際税負約40％，這是我國經濟持續低迷的一個真實原因。而國税總局的官網文章則指出，“我國宏觀税負近些年來一直穩中有降，企業的税負大大減輕。”

究竟孰是孰非？財税學者表示，看法不同的原因是各説各理、概念不統一。必須分清税、非税的關係。企業負擔重，是多數企業的感受，確應為企業減負，但主要是減“費負”，並適當減“税負”。長遠來看，應完善中國税制，以提高企業競爭力，比如降低生產環節税，改為在分配、消費環節徵税，避免增值税“一税獨大”，等等。

宏觀税負涵義應釐清 我國税收佔GDP的比重與美國接近

概念哪裏不統一？國税總局税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民建中央財政金融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西城區人大代表付廣軍認為：從企業角度看，企業交給政府的無論是税、還是費，都是其負擔。作為税收專業人士，還是應加以科學區分。

實際上，在中國，關於宏觀税負的概念，可謂紛繁複雜，本來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由於政府收入的不同口徑，憑空產生了不同口徑的宏觀税負概念。

宏觀税負，顧名思義是税收佔經濟份額的比例或比重，是兩個總量指標之比，是一個相對指標。這裏涉及有兩個總量指標：一個是處在分子的税收量指標，另一個是處在分母的經濟量指標。

對於處在分母的經濟量指標，國際上一般採用國內生產總值（GDP）指標，國內學者看法比較一致，不存在爭議；但是，對處在分子的税收量指標，卻存在較大爭議。為什麼應該沒有爭議的税收量（税收收入）指標卻產生了爭議？這和中國的特殊國情有關，在中國，税收收入是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但不是主要來源，政府收入除了税收收入外，還有非税收入、公共財政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含國有土地出讓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等等。

在進行宏觀税負分析時，不同學者根據自身研究目的不同，往往採用不同口徑的政府收入作為分子。有用税收收入的，有用税收收入（含社保基金）的，有用財政收入的，有用政府收入的。於是便產生了宏觀税負的所謂窄、中、寬（或稱小、中、大）口徑。

政府收入包括公共財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含國有土地出讓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

選擇政府收入作為分子指標，稱為寬口徑宏觀税負。選擇財政收入作為分子指標，稱為中口徑宏觀税負。選擇税收收入作為分子指標，稱為窄口徑宏觀税負。

根據資料，我們可以分別計算出不同口徑的宏觀税負，見表1。

表1 中國各種口徑政府收入統計表 單位：億元，％

注：1.政府收入（全口徑）包括財政收入（含税收收入、非税收入）、社保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含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2.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14》《中國統計年鑑2015》。

按照宏觀税負三個不同口徑，由表格計算可以看出：2014年窄、中、寬不同口徑宏觀税負差異較大，窄口徑宏觀税負（税收收入佔GDP的比重）僅為18.73％，與美國接近，加上社保基金佔GDP的比重為25.00％；中口徑宏觀税負（公共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為22.07％；寬口徑宏觀税負（全口徑政府收入佔GDP的比重）為37.15％。這樣寬口徑宏觀税負高於窄口徑宏觀税負18.42個百分點，提高了近一倍。

付廣軍不贊同宏觀税負三種説法，認為不嚴謹、不規範。他將三種“宏觀税負”，按照學術，規範定義為“宏觀税負”、“宏觀財負”、“宏觀政負”，以示後兩者與前者之區別。他特別強調，宏觀税負嚴格意義上講，應為税收佔GDP的比重，也就是18.73％（2014年）。政府收入中，非税收入較多，接近50％，本身對税收是存在侵蝕的。

對媒體報道的“企業税負40％”説法，付廣軍的看法是：“宏觀政負”才37.15％（2014年），政府收入中，包括土地出讓金（只是房地產企業支出，不是所有企業承擔），另外税收還有非企業承擔的（如個人所得税、證券交易印花税等）。企業税負應該沒這麼高，當然不排除個別企業税負過高。他進一步指出，對宏觀税負的計算尚存在爭議，微觀企業税負更沒有統一，過去多數人用企業銷售收入作為分母，這樣會降低企業税負的數字。此外，有學者用商業淨利潤更不妥，如果企業虧損，利潤為負，企業税負為負，如何理解？如果無限接近於零，企業税負就不止40％，而是大到無窮，大到你無法想象。他建議，按照宏觀税負的方法，分母採用企業增加值（即GDP的微觀指標），這樣企業税負就與宏觀税負一致了。

“宏觀政負”國際比較：英法德日均高於中國

因此，進行宏觀税負的國際比較，比較口徑一致性十分重要，否則不可比，如果強行比較便失去意義。

那麼，我國宏觀税負在國際上究竟是什麼位置？

表2 2011年部分國家税收收入及政府收入佔GDP比重表 單位：％

由表2可知，宏觀税負（税收收入佔GDP之比重），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口徑和國際比較，中國目前水平為18.73％，僅高於日本和新加坡，與美國接近，明顯低於其他發達經濟體，不存在宏觀税負過高問題。如果用含社保基金的税收收入作為計算宏觀税負的分子，中國宏觀税負為25.00％，僅高於新加坡和韓國，與澳大利亞和美國接近。

如果比較政府收入佔GDP比重，中國則為37.15％，高於西班牙、澳大利亞、韓國、新加坡、美國，接近加拿大。

因此，付廣軍認為，所謂的企業負擔重，主要不是税造成的，而是政府其他收入，也就是“費”多造成的。即使單純比較政府收入與GDP的比重，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均高於中國。當然，國情不同，進行國際比較時還應考慮各國的財政支出情況，一般來説，高福利國家，宏觀税負較高，居民因享受到高福利，也能接受。

為什麼會產生企業税負輕重這個爭論？付廣軍告訴中國青年網記者，關鍵出在對企業税負的理解和計算的差異上。國際上，市場經濟發達國家政府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很少，絕大多數在5％以下，而縱觀中國非税收入佔比高達18.42％（2014年），特別是政府性基金收入2014年高達54113.65億元（其中國有土地出讓金收入40479.69億元佔74.8％），佔政府收入的22.90％。

概念已經釐清，那麼未來，應如何調整完善我國税制，以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付廣軍指出，首先，税收不同於其他政府收入，税收是由法律、法規規範的收入，其他收入（主要是收費）與税收不同，既不規範，徵收法律級次也不高。收費過多不僅會造成對正常税收收入的衝擊和侵蝕，而且會造成民眾對宏觀税負水平的非議，影響宏觀税負真實情況的判斷和誤讀。

其次，應該學習國際經驗，儘快採取措施減少非規範的政府收入，使税收成為政府收入主要來源，提高税收收入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在當前經濟下行，企業經營出現困難的情況下，適度減税，大力降費。這才是當務之急。

最後，應儘快完善中國税制，比如可以借鑑美國税制的經驗，降低生產環節税，以切實減輕企業税收負擔，增強其競爭力；適度增加在分配、消費環節的税收。即有些學者説的提高直接税比重，避免增值税“一税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