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義勇為”入法彰顯抑“利”重“義”

據媒體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近日第三次審議了《民法總則（草案）》，該稿中增加了見義勇為者的免責規定，即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除有重大過失外，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這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的確，如何對待見義勇為，本是一件清楚的事，卻又為何產生如此大的爭議，需要通過一部基本法律來確立和界定呢？這值得思考。

“義”字，從我，從羊。“我”是兵器，又表示儀仗；“羊”表示祭祀品。其本義是我的威儀，合宜的道德、行為或道理，有義德之美等。最早，管子提出了“義”（管仲，《管子·卷一·牧民第一》）“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右國頌”。“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後來，儒家把“義”與“仁”“禮”“智”“信”合在一起，稱為“五常”。可見，“義”，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因此，見義而為，本身就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那麼，又為什麼要“勇”為呢？那是因為維護“義”往往需要與“不義”作鬥爭，在這個過程中，見義而為者往往還會受到各方面的傷害，有足夠勇氣的人，才會挺身而出，謂之“勇為”。因此，如何對待“勇為者”，就成了另一個社會道德與觀念問題，而且如果對“勇為者”處理得不好，“義”往往就不能保證。

有人認為，見義勇為中獲得利益的是被救助者，見義勇為者應該由被救助者加以補償。這種觀點固然沒有錯，但十分偏頗，沒有突出見義勇為中“義”的社會性。其實，見義勇為的意義絕不僅僅在於被救助者，而在於整個社會的“義”。如果僅限於被救助者，顯然就削弱了該行為的意義，也會使見義勇為者不願意出手相助。只有從全社會規範的角度去認知，樹立正面的效應，提倡並保證受到的利益損害得到補償，甚至獲得更多的利益，才可以鼓勵其他人效仿。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過多地關注自己的“利”，不太關注社會的“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壞人橫行時，見義勇為雖然也會偶爾出現，但見義勇為者沒有得到強有力的社會規範的認可，不僅不被救助者認同，也並不被社會認同，因而出現了“英雄流血又流淚”的狀況，這樣，整個社會的道德素質培養就不能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只有讓英雄不再流淚，社會才能有更多英雄出現。

當然，還需要討論的是，見義勇為者往往侷限於自己的認識，加之在情況緊急的狀況下，做出完全恰當的判斷是不可能的，其行為是有可能會超過“義”本身的範疇的，從而造成了更大的傷害，這顯然也是見義勇為者自身不願意看到的，也正因為如此，在一般過失的條件下，不應由見義勇為者承擔民事責任，只有在重大過失的情況下才會承擔責任。從這個角度講，見義勇為，不僅需要一定的情商，還需要一定的智商。見義勇為者即使流血，也不能流淚，這是社會法律的進步，也是社會法律發展的必然！（夏正林，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