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着“一帶一路”的東風，中國環保產業怎麼出得去、站得住、長得大？
（原標題：乘着“一帶一路”的東風，中國環保產業怎麼出得去、站得住、長得大？）
2013年，我國提出“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2015年，國務院授權國家發改委、商務部等部委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並明確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相互投資領域，積極推進環保產業等多領域合作。
隨着相關政策的發佈，中國企業積極參與到對沿線國家的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中。據商務部統計，今年1~10月，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相關的51個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20.7億美元。對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的61個國家新籤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6877份，新籤合同額843.9億美元，同比增長30.7%。
環保產業企業作為我國新興戰略產業的主體，響應中央號召，積極探索海外市場，成為“一帶一路”的積極參與者。他們在探索和參與的過程中，在工程、技術、管理以及文化等方面，順應潮流，迎接挑戰，不僅向沿線國家送去了綠色、生態的理念，樹立了中國環境工程、技術、成套設備以及服務的新形象，還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帶動了企業自身的工藝、技術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進一步增強了競爭力，成為我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綠色亮點。
哪些企業揚帆出海？
走出去企業呈現出區域性、行業性特點，技術含量逐漸提高，產品性價比具有一定競爭力，大型企業已經展現出在技術、工程、資本等方面的優勢
近兩年來，我國環保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明顯加快，並呈現出區域性和行業性特點。
在西南地區，廣西具有與東盟國家陸海相鄰的獨特優勢。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門户，廣西的環保產業更多的是瞄準東南亞市場。廣西鴻生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一直從事環保技術、生物技術的研發及推廣應用工作，其生物產品銷往泰國、越南、緬甸等地。廣西博世科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則涵蓋水、氣、土污染治理及新能源開發與利用多個領域，技術與產品遠銷東歐、東盟、俄羅斯、南美等海外市場。
在東部沿海省份，長三角聚集的環保企業可謂眾多。江蘇宜興、浙江紹興等地區都形成了環保產業園或企業集羣。以諸暨為例，全市着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特別是將環保裝備產業作為出口的增長極來培育和扶持，今年1~10月，全市環保裝備直接出口5449萬美元，同比增長30.1%。菲達環保、天潔環境等企業的煙氣除塵設備銷往東南亞、南亞、中亞、拉美等多個地區。
在南部沿海，廣東則將目標瞄準技術平台搭建。日前在深圳舉行的“一帶一路”生態環保國際高層對話會上，“一帶一路”環境技術交流與轉移中心（深圳）正式揭牌，中心由環境保護部與深圳市政府共同建設，將作為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環保產業國際合作的高端實體平台，推動綠色“一帶一路”務實合作的開展。同時，由於“一帶一路”不少沿線國家水資源匱乏，對水處理技術有巨大需求，而廣東除具有南部港口的區位優勢，也很早和以色列等國家進行水處理技術的深度合作，因此打造技術園區成為這一地區的特點，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在東莞已經建成的國際水谷——中以水處理技術國際創新園。
作為西南地區環保產業聚集的重鎮，重慶市是“一帶一路”環保產業走出去的重要代表。“近5年，重慶環保相關企業數量增長最快，新增415家，環境服務業的發展也進入歷史最快階段，年均增加約45.6家企業。”重慶市環保產業協會會長張勇介紹説，一批環保龍頭企業，業務範圍早已突破重慶，輻射全國，甚至走出國門。“比如，重慶三峯環境實施走出去戰略，簽約了印度、泰國等‘一帶一路’國家的垃圾焚燒項目，實現了國產焚燒技術輸出。”
然而，上述地區走出去的企業多是進行裝備和技術輸出，給主體工程配套的、單項的設備和工程相對較多，總包式、交鑰匙式的高端工程、項目和服務還比較少。與之不同，北京等區域則聚集了大量央企和國企，他們的實力更雄厚，瞄準的目標更大。比如，中冶國際工程集團有限公司作為工程總承包商承接了越南的污水處理項目，非洲莫桑比克、阿爾及利亞的供水項目以及多個工業項目中包含的環保項目。
2011年基於政府間合作，北控水務在馬來西亞獲得吉隆坡PantaiⅡ污水處理廠項目，今年已完成竣工驗收。為改善周圍環境，北控水務提出了全地下式污水處理廠的方案，設計和建設難度大，企業在經歷了甲方的重重嚴苛考驗後，準時交付。依此項目，北控水務成功簽約登嘉樓州朱蓋市自來水項目。2014年，北控水務中標新加坡樟宜Ⅱ新生水廠DBOO（設計—建設—擁有—運營）項目，目前已交付使用，並獲得了2016全球水峯會最佳水務交易大獎。
同為憑藉大型工程項目走出去的企業，金科水務試水伊朗市場，規模大、技術強、質量高成為企業在伊朗大型污水再生回用項目的突出特點。
在固廢領域，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近年來摸索出自己的技術路線，在焚燒爐排、煙氣淨化、滲濾液處理及自動化控制等方面形成了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同時全部實現關鍵核心設備的中國製造，並取得歐盟CE認證。今年1月，光大國際與中國電建集團、越南UDIC投資公司、越南河內市環衞公司簽署了越南河內日處理能力2000噸的南山垃圾發電項目合作協議。7月，光大國際中標越南芹苴市垃圾發電項目，企業負責人表示，公司將在越南打造第一座無害化、減量化、資源化的垃圾發電項目。9月，由科技部主辦的2016年垃圾焚燒發電技術國際培訓班在常州舉辦，來自“一帶一路”沿線11個國家政府、院校和科研機構的環保專業人士，參觀光大常州的設備製造和垃圾發電項目後，紛紛表示期待光大公司能夠幫助他們國家建設出這類高水平的環保項目。
從全國範圍看，環保企業走出去總體上雖然還比較分散，但技術含量在逐漸提高，與不少發達國家相比，產品性價比具有一定競爭力。同時，大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大型項目建設的步伐在加快，已經展現出在技術、工程、資本等方面的優勢，開始引領國外項目的發展趨勢。
如何塑造核心競爭力？
除了技術過硬、項目經驗豐富、符合所在國標準，還要有耐心，並增強服務意識，滿足客户需求，融入當地文化
企業緣何能借“一帶一路”戰略走出去？打造核心競爭力是關鍵。這些競爭力不僅包括技術過硬、項目經驗豐富、符合所在國標準，還要有耐心，並增強服務意識，滿足客户需求，融入當地文化。
“在國內，一般同類的污水回用項目我們繪製設計圖紙也就千八百張，而在伊朗大型污水再生回用項目中，圖紙數量是1.5萬張。”金科水務董事長張慧春説。
作為世界鋼鐵巨頭，總包方達涅利集團這一項目引來多方競爭者，其中包括意大利本土的水處理企業競相角逐。最終，金科水務中標價格竟然比競爭對手還高。更出乎人們預料的是，總包方達涅利集團與金科水務簽訂了長期戰略合作協議，在中國及海外市場推廣金科的再生水處理技術。而項目的最終用户——伊朗方面也與金科水務進一步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共同開發伊朗鋼鐵行業水處理市場。
“標準不同是環保企業走出去面臨的挑戰之一。”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會長、博天環境董事長趙笠鈞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雖然很多沿線國家經濟還不發達，但是標準卻很嚴格，經常採用歐標、美標、英標和世界銀行的標準。”
金科水務也遇到了這一挑戰。張慧春坦言，伊朗工程中標準繁多，多采用美國、德國、英國等多國標準。比如工程用電纜採用美標，截面積、電流、電纜量都和國內標準大不相同。在垃圾焚燒發電行業，正在為走出去積極準備的杭州錦江集團有限公司CEO王元珞告訴記者，在印度，二噁英排放執行的是歐盟標準。
但許多企業在不斷迎接挑戰中，自身的競爭力也隨之提升。除了擁有應對標準差異的能力，項目設計也成為企業提升競爭力的重要方式。在我國現在用BIM（建築信息模型，BuildingInformationModeling）進行工程設計的企業非常少，傳統的市政設計院也不願意採用這一設計手段。但是，在伊朗項目中，金科水務已經採用BIM設計模型，不僅實現零件設備按需採購，減少材料浪費，而且每個零部件上都有唯一碼，組裝快速簡便，能大幅縮短工期。
“小到兩毫米的線圈，在三維設計模型中都有顯示，而且設備和零件安裝就像組裝樂高玩具一樣，提升效率的同時，返工率降低了70%~80%，並且後續運營維修也方便了許多。”張慧春説。
如何達到甲方嚴苛的考查要求是金科水務面對的另一挑戰。“在‘一帶一路’走出去後我們發現，國外政府和企業對項目企業的質量控制要求非常高。比如，我們一開始找到國內的一家設備製造商作供應商，但因這家制造商將不鏽鋼材料和碳鋼材料堆放在一起，甲方就敦促我們在這一項目中停止和這家企業合作。此外，甲方每月會有兩次來工程實地監管，精細到對焊縫大小要求一致的地步。”
無獨有偶，北控水務在馬來西亞Pantai項目中也經受了類似考驗。由於項目是在使用了20多年的氧化塘上建設新的污水處理廠，法律要求建設期間現有污水必須經處理後達標排放。
“原址根本沒有足夠空間來處理現有污水，氧化塘裏還有一兩米深的泥沙和污泥，總共約有幾十萬立方米，需要按環保法律要求脱水清除。”北控水務海外事業部副總經理羅學耕告訴記者，“為此企業採用了土工管袋用於污泥脱水，僅清理泥沙和污泥就花費了半年時間。同時，由於污水處理廠位於100多年前的礦場上，基坑深度達16米，坑底低於緊鄰的巴生河河牀，周邊還有居民建築、鐵路等設施，如何保證質量和安全都是嚴峻的挑戰，需要企業精心設計精心施工以避免施工事故。”
除了硬指標，軟實力也成為人們看重的因素。價值理念、企業文化、尊重並融入當地歷史和文化等，是不可忽視的條件。王元珞表示，環保企業帶給“一帶一路”沿線國的不只是項目，還有環保、生態、綠色理念。
必須積極適應當地歷史傳統和文化是企業走出去最深的感受。從事海外業務20餘年的中冶國際工程集團有限公司海外事業部部長林洪冰表示，企業開展對外業務重要的就是入鄉隨俗，遵守當地國法律、規則、程序和與當地政府、企業建立良好關係同樣重要。
羅學耕對此深有感觸，他舉了個有趣的例子。“比如在吉隆坡Pantai項目土方工程中，土方外運的單價是150馬幣/車，每天每台車外運6車，企業為趕工期提高價格到180馬幣/車，結果每天每台車外運5車，沒想到效率反而降低了。因為司機覺得運完5車一天的錢就賺夠了，不願意多幹。”
此外，企業還要充分考慮國外的宗教信仰。“在Pantai污水處理廠，無論是建設期的臨時辦公設施，還是永久工程的地面休閒公園、工廠辦公樓，考慮到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文化，我們都設計了祈禱室，風格裝飾完全按照當地習俗佈置，體現對當地宗教文化的接受和尊重。這些工作需要在項目設計階段就要考慮到。”羅學耕説。
高要求帶來了企業整體實力的提升，環保產業走出去的項目逐漸具有了示範意義，甚至引領了國內產業發展。以金科水務的伊朗項目為例，雖然甲方沒有對設計模型做具體要求，但是企業自主應用了國際領先的BIM工程設計模式，此後這種方法完全可以應用到國內，並且基於此建立數據庫，看似無意的舉動實則契合行業發展的需要。就在不久前，上海水務局要求今後3年的工程設計全部要採用BIM模型。
而近日中標浙江恆逸集團在文萊的PMB石油化工項目電站工程的杭州鍋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除了公司能以總包商的身份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把握價值鏈中的核心環節外，追求公司未來海外大型電站項目總包業務的開拓與合作中積累的經驗，為公司未來承接同類業務打下基礎。
怎麼出得去、站得住、長得大？
信念、準確的認知以及判斷非常重要，除頂層設計外，還應加強對走出去的企業提供政策支持和融資的便利，並加強相關輔導和諮詢服務等
拿下第一單遠遠不夠，國外持續的市場才是企業看中的“蛋糕”。然而“蛋糕”能否吃得到，還需要企業在對目標國家的認知和了解上下功夫。
有業內人士説，十年前有不少環保企業折戟東南亞市場，就是因為缺少對當地的深入瞭解，給企業造成很大損失。“比如，柬埔寨存在大量成衣製造企業，在製衣以後的漿洗環節會產生大量纖維屑、染料、漿料、化學制劑，而這些污染物都包含在排放的廢水中。色度深、可生化能力強，隨季節、經濟形勢變化大，是這一地區的水質特點。然而，我國環保企業當時並不瞭解這些情況，應對上就出現了問題。”
第一步失敗了，企業紛紛打道回府。如何成功走出第一步，並能長久在當地獲取資源、拓展業務並實現本土化，成為企業亟待解決的問題。
林洪冰將企業走出去的過程概括為看得準、出得去、站得住、扎得穩、長得大。“看得準，是指企業走出去前一定要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和項目情況有準確的認知和判斷。出得去是企業要有相應的理念、信念、人才和方向。”
林洪冰強調，信念非常重要。“很多談判耗時長達一兩年，常常是‘進二退一’，有可能前一天還談得很好，看似合作有較大進展，但是第二天一早進程就重新歸零，需要重新談起。這對工作人員的耐心、恆心、意志力和體力都是極大考驗。”
站得住、扎得穩則是指企業在所在國的第一個項目一定要做好，通過了對方的考驗，樹立了品牌，就有望逐步擴大當地市場。當企業能夠完全從當地獲取人力、設備、信息等資源，真正實現屬地化後，當地項目收入成為了公司穩定的營收來源，這樣就真正實現了長得大。
除了企業自身應對挑戰，政策支持也十分必要。企業家呼籲，除頂層設計外，還應加強對走出去的企業進行多方面輔導和諮詢服務，並提供政策、融資的便利等。
趙笠鈞表示，“一帶一路”戰略下，扶持環保企業走出去的政策需要頂層設計，政策間要相互協調，而目前這方面制度安排並不很清晰。“比如，最近我國外匯管制趨嚴，中國人民銀行、外管局發文對對外投資進行了限制，但應實行差別化政策，以與鼓勵企業‘一帶一路’走出去政策相協調。”
環境商會秘書長馬輝則表示，環保企業走出去包括併購公司、提供設備、環保企業作為工程項目聯合體成員等多種形式，但還不夠系統。
“目前，走出去的環保企業大概分為3類，第一類是上規模、有技術、對外合作基礎比較好的大企業，他們走出去步伐會快一些。第二類是持觀望狀態的企業，其佔比比較大。第三類是小微企業，自身不具備走出去的能力，只能做一些輔助性工作。政府部門可以總結第一類企業走出去成功和失敗的經驗，評估風險，做好基礎性工作，讓他們起到引領作用。這樣在不遠的未來，環保企業很可能是組團、成規模走出去。”馬輝説。
林洪冰表示，企業走出去面臨不少風險，包括來自政治、經濟、法律、合約、業主、承包商等方面的風險。目前，政治風險已經成為影響企業走出去的最大風險。“我國企業如果要走出去，需要進行國別、資金政策、財會、金融、税務等多種培訓。”
在細化政策方面，羅學耕表示，我國的勞務人員是優秀的建設者，但是由於一些國家對我國沒有開放勞務，導致項目執行容易拖延。“希望政府能夠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就適當給予中國企業勞務配額進行協商，解決企業的一些困難。”
同時，中國企業在項目執行過程及售後服務中，需要派出技術骨幹和管理人員，但是國內業務骨幹的工作簽證非常慢，比如去年馬來西亞移民局收緊工作簽證，導致我國專業人員不能及時赴當地處理問題。
此外，金融政策的支持不可或缺。雖然作為國家頂層設計的《“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中明確相關國家加強資金融通，但是細化的金融政策還沒到位，難以支持企業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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