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天價彩禮漲幅快趕上樓市 父母借錢父母還債

□ 本報記者 趙麗

最近兩年的聖誕節,陸元盛都玩得很“瘋狂”。在這個34歲的北京白領看來,好日子就要“到頭了”——春節日益臨近。

單身未婚的“標籤”讓陸元盛在自己的家鄉成為“有名”的大齡男。在陸元盛位於黃河北部的家鄉,“大齡男”的身份讓他的父母抬不起頭,因為“大齡男”甚至會被指責為無能、醜陋或者愚笨。

在和記者交談過程中,陸元盛又接到家裏的電話,父母在電話中下“命令”——春節回家必須相親。“他們已經訂好了4場,其中有個離異的女人,大我3歲。”放下電話,陸元盛有些無奈地摸了摸頭。

彩禮漲幅快趕上樓市

“沒錢就沒機會。”在陸元盛看來,這就是他至今單身的癥結所在。

三年前的春節,親戚曾給陸元盛介紹過一個他很滿意的女孩,在他印象中,“女孩有雙漂亮的大眼睛”。

不過,在不超過二十次的見面約會中,陸元盛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一部蘋果手機和筆記本電腦,還有好幾套至今連名字都叫不全但一件上衣就要好幾千元的服裝。

“後來,我去提親,卻被拒絕了,理由是我年紀偏大,太節約,兩人有代溝。”陸元盛搖了搖頭,有些迷惘地問記者,“我還得多大方”?

在總結這段戀情失敗的原因時,陸元盛想起一個細節,他和女孩曾聊過怎麼辦婚禮,“我當時説,我父母都是務農的,身體也不好,我不想再花他們的養老錢,我自己籌彩禮和婚禮錢。説完以後,我就感覺兩人開始漸漸有些冷淡”。

那個時候,也就是2013年,陸元盛家鄉的彩禮已經漲到了16萬元左右,還有附帶的車子、房子要求。“一旦男方年齡偏大或者有其他劣勢,男方家庭會通過提高彩禮彌補自身缺陷。這種提高彩禮會產生示範效應,其他人也不得不水漲船高。”陸元盛説,家鄉還有個説法,“萬紫千紅,一動不動”,“萬紫”指的是一萬張5元鈔票,“千紅”指的是一千張100元鈔票；“一動”指的是汽車,“不動”是指新房。一場婚禮下來,至少花銷30萬元。

後來,陸元盛在北京又認識了了一名女孩。這次,陸元盛學“聰明”了,不談關於婚禮彩禮的事情,只是勾畫兩個人的婚後生活。不過,左繞右繞,彩禮終究是迴避不了的話題,“還好,這回不算‘獅子大開口’,女孩家要10萬元,沒要求在北京買房”。

“當時,我月薪6000元,再加上租房的開銷,一年也就是一兩萬元的積蓄,如果完全由我自己出10萬元,還真是困難。”陸元盛回憶説,“當時,朋友還給我出過很多損招,比如採取未婚先孕,迫使女方父母就範,放棄高額的彩禮要求。當時我就回絕了。不過,朋友説,不少人這麼做也是迫於無奈”。

還有一種辦法,就是借錢,叫作“小利貸款”。

“在農村,沒有公職的人很難取得銀行貸款。小利貸款在農村頗為流行,由一位雙方信任,且較有經濟實力的中間人擔保,借款人依據貸款金額,每月支付1%到3%不等的利息,還款時間較為靈活。以借10萬元算,每年的利息約在1到2萬元之間。”陸元盛説,後來算了算,“利息太高,這幾乎是當地農民一年耕作的收入”。

就在左算右算中,半年多的時間過去了。有一天,女友給陸元盛留了張紙條。“上面寫着,‘工作調整,我去深圳,後會無期’。”陸元盛説,當時他就蒙了,“難道又是‘彩禮惹的禍’”。

不過,陸元盛説,自己還算幸運的,起碼還看得見曙光。

他告訴記者,天價彩禮在西部地區更為嚴重,“增長速度令人震驚,大概是以每年5萬元左右的速度攀升,我有朋友甚至調侃,那邊彩禮的增長速度和北京樓市有一拼”。

父母借錢父母還債

陸元盛的父母並非不想出彩禮錢,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通過電話,記者和陸元盛的父親陸大力取得了聯繫。

“巨大開支”,這是陸大力對兒子結婚彩禮花費的評價。“我們這邊有太多這樣的例子,為了給兒子訂媒、結婚,一般要花十幾年時間攢錢。”在陸大力看來,彩禮金額的直線上漲導致男方家庭負債累累,給兒子訂媒要花好幾年的時間攢錢,婚後的債務更是壓得他們喘不過氣,這不僅對於幸福生活無益,反而影響了正常的農業生產和他們的養老生活。

“我們一年收入也沒有幾萬元,前年我和老伴接連生病,花了不少錢,現在家裏不能説家徒四壁,但也所剩無幾。”電話裏的陸大力總是在嘆氣,“孩子一結婚,老人的負擔就重了。結婚前得蓋房,蓋房就得賒賬,沒辦法。”

在陸大力的敍述中,對一個普通農户來説,彩禮是一項巨大的開支,這筆錢需要他們積攢十年甚至幾十年來支付,這包括新房的佈置、訂媒時的費用。有些家庭為了給兒子結婚,負債累累,有的甚至結婚以後好幾年都沒有還清。而且,兒子並不承擔還款責任,不管是房子還是彩禮錢、結婚時的花費,全部都由父輩借、父輩還。

在記者走訪中,持相同觀點的父母不在少數。在他們看來,父母為兒子訂婚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由此而產生的花費也應該由父母來承擔,由此欠下的債務也應該由父母來償還。

對於父母的“還款”,在北京工作的胡小鳳是這樣表述的:“我大哥結婚時,家裏還湊合得起,房子是我爸找人蓋的,訂媒時的大禮也不多。等到二哥結婚的時候,我爸七拼八湊才把房子蓋起來,還要給他訂媒。家裏沒錢,沒辦法,我爸就去我二姑那借了1萬元。”

面對“錢是誰還的、什麼時候還清”的問題,胡小鳳也用了“當然”二字,“我爸還的,那時候我還在上學,也得花錢。幸虧是向我二姑借的錢,我爸説慢慢還吧。那時候,我爸年紀已經很大了,但還在工地做小工,天天累得不行。錢是什麼時候還清的,我也忘了,反正也有一兩年吧”。

在北京做小時工的楊英則更加辛苦,一夜返貧——為了支付結婚費用,家裏傾其所有,還欠了15萬元的外債。

即便不容易,但在記者走訪中,幾乎所有受訪的父母都把為子女置辦婚事當作自己的責任與義務。如果子女未能如期訂媒結婚,父母則會自認為是他們的“問題”,是父輩的“不稱職”或“不誤正業”造成了子女的婚姻困境。

“不僅我們自己這麼覺得,周圍人也這麼覺得,這讓我們的心理負擔太大了。”陸大力説,他已經不能幹重活,家裏經過這幾年的消耗,積蓄已所剩無幾,“要湊齊10萬元左右的彩禮,至少還要再借7萬元,但一年的收入只能勉強還上年息”。

對於彩禮,陸元盛還想過一個辦法——分期付款。不過,這個辦法很快被女方家長頂了回來——“你以為買房呢”。

現在,陸元盛決定過完春節就換個工作,以期更高的薪金,因為“沒錢就更沒機會了”。

“天價彩禮”怎麼算

“天價彩禮”是怎麼算出來的?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記者得到的回答可謂是“驚人”。

在調查過程中,記者不止一次聽被訪者説——“我們這裏就是‘賣’女兒啊”。

地域是一些家庭評判彩禮錢的一個標準,很多家長會要求女兒不要找外省的對象。這其中有文化衝突的考慮,但更重要的是養老問題,跨地域所牽扯的養老問題往往會使彩禮價格上升。

在北京工作的李女士告訴記者:“我媽媽不希望我找外省的,10萬元彩禮錢是底線,沒有商量的餘地。將來訂婚,只增不減。如果男方是外省的話,彩禮錢至少要20萬元。媽媽認為,如果我嫁到外省,回家不方便,無法照顧和贍養老人。”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的研究人員曾對彩禮形成因素進行專門研究,他們發現,雖然社會變革使得人們的認知觀念發生了改變,但是觀念的最終落腳點仍是價格的商定。社會變遷雖然使得個體的流動性增強,依靠個人的人力資本獲益的可能性增大。但正是因為這樣,由於社會變革所帶來的種種不確定性,使得家庭更加註重通過提高彩禮來降低未來的風險。

在北京白領王寧寧的記憶中,討論彩禮就像一場拉鋸戰,而這樣一場拉鋸戰或許正是一個縮影:

2015年2月,女方家長會見家族長輩,商討彩禮事宜並準備起草“紅單”(紅紙上標明彩禮價錢與相應的實物等,實質上就是一張婚嫁憑證。同時,“紅單”必須由長輩起草並雙方簽字方為有效)。女方家長提出的13.9萬元遭到家族長輩的強烈反對:“你供她讀書就不止10萬元,13.9萬元你能得到什麼”“村姑都不止十五六萬了”“人家二婚的都18萬啊”“這麼低的價格,你也別談彩禮了,就讓他們夫妻負責養老吧”。

最終,家族長輩參照婚姻市場中的標準價格並根據待嫁女王寧寧的學歷資本,提出了20萬元的彩禮定價。

不過,女方家長為了減輕女兒將來的經濟負擔,還是抵住壓力,堅持13.9萬元彩禮價格,不過將回嫁妝部分改為3萬元,即女方家長淨得10.9萬元。此時,家族網絡再一次發揮了它的作用,彩禮的商定變為對傳統程序的遵循。

家族長輩説:“按規矩,‘紅單’簽下去,彩禮的錢就必須一次性付清。”於是,在“紅單”起草完,長輩尚未簽字之前,女方家長給男方家長打電話確認,是否能一次性付清13.9萬元。

男方家長在得知“紅單”簽下就要付清彩禮錢款的規矩後,由於經濟上不能一次性付清,便提出不籤“紅單”。家族長輩因此很生氣,不允許再談訂婚事宜,訂婚宣告失敗。

“在我家裏人看來,13.9萬元並不高,農村女孩的彩禮錢都十五六萬元了,一個準研究生還只要13.9萬元,這已經是我們家的底線了。其次,男方提出訂婚,結果最後卻是男方提出不籤‘紅單’,決定權不在我們,反在男方,這讓我的父母覺得很丟人。”王寧寧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