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畫臨摹師的"信仰":高清拍照再先進不如臨摹"有生命"

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讓鮮為人知的文物修復師走到了聚光燈下。今日“敦煌秘檔”，我們則將目光聚焦到敦煌藝術殿堂中神秘的一族——壁畫臨摹師。若論“臨摹師”聲名，張大千無疑是敦煌壁畫臨摹者中最為顯赫的一位。

敦煌莫高窟被稱為“三位一體”的藝術，除了氣勢恢宏的石窟，還有彩塑和壁畫都是不容錯過的精彩看點。數十年來，在常書鴻、段文傑、董希文、霍熙亮、歐陽琳、史葦湘、李承仙、李其瓊、關友惠、萬庚育、李振甫、侯黎明等人的努力和摸索下，敦煌壁畫臨摹漸趨成熟。

眾所周知，敦煌4.5萬平方米壁畫堪稱一部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而對於這些亟待保護的敦煌壁畫而言，目前臨摹的進度只佔了千分之一。本次敦煌藝術大展上，70幅敦煌壁畫臨摹品為你講述敦煌藝術的傳奇，高鵬臨摹的《思維菩薩》就是其中之一。54歲的高鵬是一名壁畫臨摹師，已經在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畫了35年，26日在成都接受本報專訪。

從一個不到20歲的毛頭小夥，到年過半百的中年大叔，他親歷了敦煌壁畫臨摹技術的革新，卻依然堅持進窟臨摹：“哪怕高清拍照技術再先進，也不如走進洞窟臨摹，照片是‘死’的，畫卻是‘活’的，臨摹者不僅要領會古代畫工的精髓，更要用心去創作，下筆才會富有生命力。”

條件之艱

住庫房喝溝水，臨畫“借”陽光

“敦煌的條件今非昔比，我剛去敦煌的時候，和前輩們所處的環境差不多，而今都大大改善了。”高鵬回憶，1981年初到敦煌的時候，他只有19歲，五六個人擠在庫房，飲水就是當地溝裏的水，條件非常艱苦。

高鵬收藏了一個汽燈，來自一個敦煌的臨摹前輩。早年條件所限，前輩進入洞窟臨摹壁畫時，只能使用汽燈，當光線不足時，還要用鏡子將室外的陽光反射到洞內，再用白紙反射到壁畫上，還要不時調整鏡子的角度，以保證陽光可以反射進來。而高鵬最為滿足的改變，就是等到他到敦煌時，終於可以使用電燈了。

身處一個非常安靜的洞窟之中，臨摹師常常忘卻時間概念，每天下午6點下班，但畫師們常常八九點才收工，一抬頭天都黑了。高鵬記得，1986年，他在榆林3窟內臨摹壁畫，每天連續作畫15個小時。他甚至不出洞窟吃午飯，省略路途耽誤的時間潛心創作。“那時榆林窟人跡罕至，雖然條件最艱苦，但我們最快樂。”回憶那段時光，他依然顯得滿足。

要求之嚴

禁止等比蒙稿，更怕傷了原畫

此前有敦煌壁畫裝裱師介紹，新人到了敦煌，第一年先熟悉洞窟，第二年在美術所學習臨摹單幅的壁畫，水平達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臨摹整幅牆的壁畫。高鵬表示也不盡然，只是敦煌壁畫臨摹有一套非常嚴格的標準，有人臨摹三五年之後，作品仍然不被單位認可，臨出來的是廢品。

而這套標準被簡稱為“三查四檢”，最嚴苛的時候，要用卡尺去測量作品中人物臉的邊線到耳部的距離，“非常準確才算成功”。沒有先進的測量工具作為輔助，這樣嚴格的訓練，練就了壁畫臨摹師的“火眼金睛”。高鵬再去評價年輕人臨摹的作品，即使不用卡尺，不用對照壁畫，他也能指出臨摹比例不準確的地方。

幻燈拍照、黑白放稿、對比原作，然後再進洞窟對着原壁修稿，同事互相評判，準確了再用毛筆白描定稿，着色，這是前人總結的一套敦煌壁畫臨摹的工作流程。常書鴻先生在世時，要求畫師徒手起稿，並且不能畫原大的壁畫，只能略大或略小。問其究竟，他一語道破天機：“臨摹的基本功在於起稿，常老先生此舉就是防作弊，防止你拿張白紙蒙在壁畫上蒙稿。”

創作之思

與古人通筆墨，臨摹也有生命

畢業於中央美院，高鵬的理想原本是做一個畫家，而後來的臨摹工作實際上是在為他人做嫁衣，既耽誤了創作，也淹沒了個性。初出茅廬的時候，他也曾覺得“臨摹沒出息，一輩子都是畫別人的畫”，隨着工作的積累，他漸漸轉變了這個觀念，“臨摹早已和生活融於一體，其中也有畫師的創作取捨。能夠重現傳統文化，讓許多不去敦煌的人也能一睹敦煌文化博大精深，這就是我的樂趣”。

高鵬臨摹的敦煌壁畫《九色鹿》《反彈琵琶》《蓮花飛天》等多幅作品，被許多國際友人收藏，這些代表作的背後離不開紮實的功底，就是堅持進洞窟內臨摹。在3D成像、高清拍照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進窟手工臨摹壁畫還有必要嗎?

沉吟片刻，高鵬認為臨摹和高清打印還是有本質的區別。“實際上高清數字打印效果非常好，現在也有專門做這個展覽的，但臨摹和現代科技的區別還是很明顯。”高鵬表示，高清數字打印的作品看起來很“平”，很生硬，而臨摹品是有作品的情感在裏面。“臨摹更需要去領會，去同古代畫工有一個心的交流，畫家的臨摹也就更具有傳神的意義。人手工畫的更客觀真實，拿去展覽觀眾有更直接的感受，用壁畫顏料畫出來，在細微的色彩上更客觀。”

本版稿件均為華西都市報記者曾潔採寫攝影呂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