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港台人心中的“中國觀”：大陸與台灣、內地與香港根本無法切割
【環球時報駐香港特約記者 凌德 環球時報駐台北特約記者 陳太曦 蕭師言 環球時報記者 邢曉婧 吳志偉】編者按：2016年，兩岸關係遭遇重重考驗。隨着民進黨執政台灣、蔡英文迴避“九二共識”，“台獨”勢力愈益活躍。從旅行證件上貼“台灣國”貼紙，到“去孫中山化”的相關提案，再到修正“公投法”，“獨派”小動作不斷。再看香港，梁頌恆、遊蕙禎在立法會議員宣誓時刻意加入辱國和“港獨”字眼，“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狂言“奪回主權，建立國家”，“港獨”不斷製造雜音。“台獨”與“港獨”奮力刷存在感，或多或少產生了一些影響。然而，他們宣揚的始終不是所有台灣人和香港人的“中國觀”。《環球時報》記者近日採訪了多位台灣和香港居民，他們的出生年代不同，成長生活背景迥異，但從他們的講述中，我們能夠感知，大陸與台灣、內地與香港有着太多千絲萬縷的聯繫，根本無法切割。
20後：“如今兩岸都豐衣足食，要好好珍惜”
“港獨絕對不可行，只會害死香港!”當年英姿煥發的抗日軍人黃光漢，如今已是白髮蒼蒼的九旬老人。在香港生活已經近70年，他的一顆愛國心“一直沒有改變過”。
黃光漢對《環球時報》記者講述了他的經歷。他1925年在廣州出生，13歲加入廣州模範團，參加抗日工作。他曾經隨軍隊入緬作戰，擔任無線電通信兵。1950年，黃光漢決定隨兄長到香港謀生，他以為不會再捲入政治。然而1952年，香港居民區發生了一次大火，廣東省派來的慰問團體被港英政府拒絕入境，歡迎人員與警察發生衝突，混亂中，身為歡迎人員的黃光漢身中4槍。這件事讓他對港英政府產生了不滿，也成為他後來決定加入香港左派工會、成為愛國陣營一分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近年“港獨”言論甚囂塵上，黃光漢認為，在“一國兩制”方針中，“一國”是前提，是不可逾越的紅線，而且，“香港大部分生活用品都要從內地進口，有什麼條件或資格搞獨立？”
經歷過戰爭年代的黃光漢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特別強調説，“當年全國軍民奮戰8年，用熱血和生命換來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現在的年輕人要好好珍惜得來不易的和平，瞭解中國歷史，成為一個有國家觀念的人，不可以忘記自己是中國人”。
與黃光漢的感慨相似，今年93歲的台灣老兵劉郅明對記者説，“那個時候是戰亂時代，不能跟現在相比了。現在兩岸都豐衣足食，要好好珍惜如今得來不易的成果”。
劉郅明15歲那年，戰火燒到他的家鄉湖北廣濟(現為武穴市)。他17歲當上排長，手下有50個兵。他對《環球時報》記者回憶説，鄂西會戰讓他印象最深刻，當時日軍衝破防線，營裏半年以上的老兵都犧牲在戰場，才訓練兩三天的新兵就得頂上，一天之內就要教新兵們裝子彈、瞄準，然後讓他們上戰場作戰。
劉郅明對記者説，最激動的時刻就是得知抗戰勝利，當他與夥伴聽見日本天皇廣播宣佈戰敗投降時，高興得歡呼雀躍。後來國共內戰，國民黨失利，1949年劉郅明跟着部隊到台灣，1962年退役。
“我們一直很愛國，看到台灣現在的情況，實在很擔憂。”劉郅明説，他看電視新聞時會經常抱怨，“現在台灣人對國家民族的概念已愈來愈少了，愛國心更是很難見到了”。
40後：“選擇了中國，就會和她並肩作戰”
“這份工作給了我小小的自豪感，我覺得自己是在為國家工作。”現年67歲的單志明如今可謂香港商界的精英人物，多年來，他經常在香港報刊上發表文章，為陸港兩地發展建言。當他回憶起四十多年前為一家國產文教用品公司推銷內地產品時，他對《環球時報》記者這麼説。
後來，單志明創業，成立了時代裘皮動物有限公司。1983年，他的事業如日中天。然而到了下半年，在中英有關香港問題的會談期間，不甘心的港英政府趁機搗亂，香港一時人心惶惶，港股、樓價猛跌。彼時的單志明已涉足房地產行業，眼看資產每天在貶值，他陷入了兩難境地。最終，他選擇相信內地政府，沒有慌亂將股票低價拋出，“新中國一定可以力挽狂瀾”。後來，隨着中英談判深入，形勢逐漸明朗，烏雲最終散去，他手中的籌碼一下子增值。他説：“我相信選擇很重要。我選擇了中國，就會和新中國並肩作戰。中國在不斷發展，所以我一直在上升。”
單志明對內地的感情由來已久，而對於與他同年代出生的台北劉先生來説，他對大陸的想法經歷了“大轉彎”。劉先生上世紀40年代初出生，1949年隨父母到台灣，退休前是一名媒體記者。他説，跟他同年代出生的外省二三代有個相同點，就是在國民黨政府“仇匪恨共”教育下長大，對大陸有一種害怕的心理。
劉先生説，在他上學和闖蕩社會時，大陸被塑造成一個“黑暗世界”，所以當台灣開放探親、他的父親因思親心切回到家鄉福州購買住宅時，當時已工作的他仍不敢到大陸。“直到十年前我退休了，和朋友一起到大陸旅遊，我才發現，‘哇，大陸的進步與發展與我過去五六十年的看法完全不同’，所謂‘共匪’也沒有帶給我一點壓力與恐懼心理。”
劉先生後來每年到大陸旅遊和探親訪友，“我發現大陸一年一個樣，與此同時，我氣憤從李登輝執政起，台灣的停滯與退步。我這幾年走遍內蒙古、甘肅、新疆等地，發現大陸西北有的城市的建設甚至超過台北，原本‘台灣比大陸繁榮’的自豪感漸漸化為慚愧。”他説，他想過回大陸定居，但他無法割捨家中妻兒，“由此產生的難過與彆扭難以言喻”。
60後：“自有意識開始，大陸於我就是如畫山河”
“父親出生於皖北，他1949年來到台灣。從我有記憶以來，他幾乎每天在飯桌上談安徽和淮河的種種。對於十幾歲離家的他來説，故鄉似乎就是瓜果特別香甜，比台灣的好吃。”談起對大陸的最初印象，台灣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鹿憶鹿如此回憶道。她説，“我的‘安徽’是胡適、文房四寶、黃山的組合，這些似乎距離我很遙遠，但在從小的文學閲讀中，它們都有代表意義，是文化，是思想，是傳統的象徵”。後來，“我讀鄉下的一所中學，歷史老師在上課之餘常會分享他童年時期的北京小吃，所以我一直對北京小吃心生嚮往。”鹿憶鹿説，她年少時，從未想過有一天會到西湖、桂林、黃山、泰山這些父親魂牽夢縈的地方，“自有意識開始，大陸於我都是一大片心蕩神馳的如畫山河，我迫切地想要真正瞭解”。
1988年，鹿憶鹿第一次到大陸，後來，每年會造訪大大小小的城市。“西南、西北、東北、東南地區都去過，山河的陌生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熟悉感”，她説，“二十幾年來，看到了大陸的經濟飛漲”。不過鹿憶鹿認為，伴隨迅速發展，“感覺一些大陸人內心的沉穩正慢慢消逝，功利成分很多，喜歡強調物質”。
“台灣有改變，但很緩慢，對一項政策選擇、決定困難，一件事拖拉很久;大陸是想幹就幹，儘管有時霸道，但效率很快。”經常往來兩岸的台商王品傑這樣總結，他是廣東中山傑克魔豆連鎖店的負責人。2000年他開始在中山闖蕩，從早年揹着咖啡機的“節儉創業”，發展到如今已小有知名度。在他看來，台商如果不跟大陸接觸，就很難清楚知道當前各行各業的發展情況，“大陸的經濟進步快於台灣”。
在香港從事廣告設計的方女士1986年第一次到北京，那時她在讀大學。“那是一個寒冬，覺得市面很蕭條。”她向記者細細回憶説：“當年我們只能用外匯券，去了友誼商店買東西。我記得光是一包12片裝卡夫奶酪就80元。那時長安街中間沒有隔離欄，街上沒什麼燈，我們常常找不到自己的汽車。”方女士總結她那時的感受是，“好奇多於好感，對於祖國什麼時候能趕上世界的步伐，實在不抱樂觀的態度”。到了上世紀90年代，“廣州到處興建工程，感覺物質生活有了改善，但談不上富裕。而到2000年，就有到過香港的內地同事跟我聊天，對我們的居所感覺不可思議，‘那麼小怎麼住啊’”。
隨着與內地接觸越來越多，方女士有時也體會到一些“文化差異”。上世紀90年代在內地工作，最讓她頭痛的是“大家對質量OK的標準不同”。另外，“內地人有時候容易掉以輕心，不夠謹慎”。
雖然有“差異”，但方女士表示，“我喜歡內地朋友的直接與誠懇。而且內地人一般文學根基不錯，知道很多典故和歷史故事，跟他們聊天能學到很多東西。北京的出租車師傅會告訴你，長安街上的烏鴉是清朝的吉祥物。香港的出租車司機是不會這樣聊天的”。
80後：“我是台灣人，更是中國人”
台灣新黨發言人、青年委員會召集人王炳忠今年29歲，9月剛剛出版新作《我是台灣人，更是中國人》。
王炳忠從小被父母送到國語正音班，沒什麼台灣腔。“當時《青青河邊草》很紅，台灣人覺得大陸人説話都像童星金銘那樣。”王炳忠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所以大家一看見我就説，‘金銘來了’”。小時候來大陸，他一不聽話，大人就會嚇唬他“會被‘共匪’抓走”。可是這裏的人説話又都很“金銘”，跟自己很像，讓他感覺“彷彿見到了親人”。
王炳忠回憶説，小學時，老師説大陸既不是國名也不是地名，老師也解釋不清為什麼，他一直記着這個問題，直到初中有一天突然明白了，“那時候我理解了兩岸的狀況——一個國家，兩個地區”。後來，他迷上了電視劇《唐太宗李世民》，“我不會認為李世民是外國人，於是就這樣有了自己的身份認同”。
不過，這樣的身份認同發生過動搖。2004年左右，陳水扁操縱兩岸對立到最高點，鼓吹“中國和台灣，一邊一國”。王炳忠的祖父母那時候過世，給他帶來巨大打擊。“我的祖先幾百年前跟鄭成功一起來到台灣，我是土生土長的台南子弟。我的祖父母只會説台語，也沒見過長江黃河，有時候我會想，我是不是背叛了他們？”
直到2008年，王炳忠才逐漸解開迷惘。當時大陸有個論述，“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馬英九上台後，王炳忠每年暑假都在大陸度過，更加深了對文化歷史以及自身的認同感和責任感。
談到自己的變化，王炳忠對《環球時報》記者説，以前他喜歡跟共產黨員討論誰才是正統派，後來去南京雨花台參觀以後，看到那麼多共產黨人為國捐軀，他切身感到“國”不狹隘，救國道路不同而已，沒必要再爭論誰是正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