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年卡寄予的是深情

因為手機之故，年節問候，都省了紙墨，很少用賀年卡了。一個羣發，上百個問候、祝福，只在一瞬間就“搞定了”。節約了時間，減卻了麻煩，但是否也減少了問候的真誠，減輕了祝福的分量呢？

賀年卡的來歷，多以為來自歐洲。其實，中國早在秦漢就有用竹木做的“刺”來拜年的，唐代改為用紙。“刺”者，名片也。投刺，就是遞名片。逢年之時，如在名片上寫上祝賀之語，名片就變成了賀年卡。到宋代拜年帖已經常用，我們能夠見到的賀年帖，是宋代秦觀的手狀：“觀敬賀子允學士尊兄正旦”，敬賀正旦，即恭賀新年。

不過，賀年卡在中國真正時興起來，則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起始時，賀年卡多比較質樸簡單，一張硬板紙，印上收信人的郵編、地址，寄信人的郵編、地址就行了。後來，單位、個人自做賀年卡，賀年卡開始呈氾濫之勢，形式也越來越繁縟富麗。

舊時，逢年寄賀年卡，多是個人關係，所寄者不是親戚，就是故交新友。80年代以後的賀年卡，卻不再侷限於親朋之間，有了單位行為、職務行為。筆者每年收到的賀年卡一般在三四百封，寄出的則在三五十封左右，以老師和學界前輩的居多。因為是前輩和老師，回覆的也不多。想想自己，除非前輩和同輩的要回復，學生晚輩的賀卡，一般也是不回的。如每封必回，也是不小的負擔。也有例外，那就是王運熙和羅宗強先生。

二位先生都是筆者十分尊敬的學者。古代文學界不乏優秀學者，但開山開派的不多。筆者以為二位就屬於這樣的學者。王運熙先生早年研究六朝樂府與民歌，研究李白，成績卓然。後來主持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成文學批評史的復旦派。羅宗強先生最早研究李白、杜甫，後來專攻文學批評史，創造出結合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傾向探究一個時代文學思想的路數，開闢了南開文學思想史的一派。

二人都是筆者博士論文評閲人，羅宗強先生還是筆者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按舊説，二人都是筆者的“坐師”。加之筆者和他們的研究方向接近，多少年來，常在一起參加學術活動，求教機會不少，故覺親近。每到過年，即寄賀年卡問候。而二位老師的習慣，是每信必回，為人醇厚，古風猶存。

對筆者寄去的書信，羅先生每封必回，宣紙，小楷，行書，言簡意長。2016年覆信，因傅璇琮先生逝世不久，羅先生頗懷感傷：“福瑞先生：謝謝您的新年賀卡。在新的一年裏，祝願您諸事順利，事業有更大進展，學術上取得更大成就。前不久，傅璇琮先生辭世，讓人感傷不已。一代學人，為中國學術作出如此巨大貢獻，提攜後進，有口皆碑。於弟而言，數十年交往，一旦永別，數日難以言説，感喟懷念不已。從中華書局有關信息中，知您亦赴傅先生告別儀式，故人義重，可敬可敬。手抖，書不成字，見諒。”讀到此處，不免讓人潸然淚下。

王運熙先生一直患眼疾，視力不佳。他回信多為一頁。禮節性的問訊，且告以近況。有時回信稍晚，一定説明原因。較早給王先生的賀年卡，多寄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元旦，寄去賀年卡，王先生過了月餘才遲遲迴信。信中説，自己已經退休，不帶學生了，加上體衰，很少再去單位，所以賀年卡收到較晚，以後再寄信，可直接寄到家裏。聽説王先生退休，筆者頗感意外。王先生是國內外著名的專家。國內與他同輩且學術成就相當或不如他的學者，多留在教學崗位繼續工作，復旦雖是大户人家，這樣的學者恐怕也不會太多吧。2011和2012連續兩年，筆者給王先生寄賀年卡，都不見回覆，後來才知道，王先生遭遇車禍住院。

晨起坐在窗前，整理來信和新年賀卡，突然感到，前輩學者日漸凋零，僅上海，近幾年仙逝的就有王元化、章培恆、王運熙等先生，即使不是世風轉變，仍以賀年卡拜年，也是日漸投不出去了。（詹福瑞，作者系著名學者、國家圖書館原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