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四大矛盾凸顯歐洲“生存危機”

2016年對歐洲而言依然是個“危機之年”。一年前，媒體評論曾提出過，歐洲的“生存危機”將成為2016年國際地緣政治的重大事件。展望2017年，歐洲的前景更加黯淡渺茫。有媒體預測，歐洲將面臨更大的“政治海嘯”。

梳理一下歐洲所遭遇的各種危機和困境，可以看出，當前歐洲陷入東西之間、南北之間、上下之間和內外之間的四大矛盾之中。

“東西”矛盾撕裂歐盟

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歐盟中的中東歐成員和西歐成員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最近兩年，這一矛盾突出表現在難民潮問題上。德國總理默克爾宣佈敞開國門接納難民，而中東歐國家則拒絕執行《都柏林協定》，匈牙利、波蘭、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國還關閉了邊界，將過境的難民也拒之門外。面對移民浪潮，大部分國家以鄰為壑、關閉邊界以求自保，《申根協定》形同虛設。難民潮加劇了新老歐洲之間的矛盾，導致歐盟在難民問題上無所作為，聲譽大跌。

2014年3月烏克蘭戰爭爆發，美國及其歐洲盟國採取嚴厲的制裁報復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兼併”和對烏克蘭東部戰局的介入；北約則重新調整在歐洲的部署，建立針對俄羅斯的快速反應部隊。美國軍事對抗俄羅斯的趨勢明顯加強。中東歐國家位於同俄羅斯軍事對抗的第一線，它們把確保國家安全的希望寄託在美國，敦促美國直接向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等地派駐軍隊，進一步強化對俄羅斯的制裁；但是西歐國家則對步步緊逼俄羅斯持保留態度，他們雖然反對俄羅斯的所作所為，但依然寄希望於俄羅斯參與烏克蘭危機的政治解決。由於東西歐之間在安全戰略方面存在訴求差異和利益衝突，使得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卻很難在重大安全防務問題上制定共同的政策。東西之間矛盾的複雜和尖鋭可見一斑。

“南北”矛盾阻撓歐盟有效運轉

南歐和北歐，這既反映的是地理概念，也同時體現了兩者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北歐國家的代表是德國，德國是歐盟內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在歐盟的經濟政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主導作用。南歐指的是地中海沿岸國家，如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近些年來，經濟狀態每況愈下的法國和意大利也加入到“南歐國家”的行列之中。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之後，德國力主推行緊縮政策，以確保歐元穩定。但是，重債國難以忍受嚴厲的緊縮政策，要求放緩財政刺激增長，以緩解經濟社會壓力。“緊縮”與“增長”的模式之爭，正是南歐和北歐之間矛盾的一個體現。

由於德國在處理歐洲債務危機問題上“卓越的”表現和作用，默克爾本人一時間成為獨一無二的歐洲政治強人和歐盟領袖。正當難民潮湧向歐洲，而歐盟一籌莫展之際，２０１５年８月，默克爾宣佈，德國決定接納８０萬難民，她還發出“我們可以做到！”的豪言壯語。然而，德國2015年接納的難民人數達到110萬！批評和質疑之聲接踵而至，默克爾的難民政策不僅遭到包括法國在內眾多國家的指責，而且也引起德國國內的反彈，她的執政黨在大選中連遭挫折，她推動的歐盟“難民分配計劃”遭遇抵制而屢屢歸於失敗。2016年9月，當基民盟在柏林地方選舉中遭遇歷史性挫敗後，默克爾終於發表談話承認，如果可能的話，她“希望時光倒流”，以便重新制定其難民政策。

從“我們可以做到！”到“希望時光倒流”，默克爾的政治生涯遭遇了大起大落，她作為一個歐洲政治家的形象大打折扣。默克爾的遭遇折射出東西歐和南北歐這兩對矛盾的尖鋭、複雜和險惡。

“上下”矛盾顛覆歐洲政治格局

在這裏，“上下”矛盾有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主導歐盟的“政治精英”同各成員國民眾之間的矛盾，另一層含義是歐洲各國國內居主流地位的傳統政黨同“體制外”的極端主義黨派之間的矛盾。

歐洲走一體化道路的初衷是維護和平、造福人民。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歐洲的“政治精英”背離了這一宗旨，他們的追求與普通民眾的期盼背道而馳。因此，廣大民眾反對“精英歐洲”便在所難免。2016年6月英國公投做出脱離歐盟的選擇，其根本原因就是民眾對“精英歐洲”的不滿和拒絕。不久前，意大利就倫齊政府提出的修憲計劃進行公投，結果是遭到多數民眾的否定。倫齊被迫辭職。表面上看，民眾否定的是倫齊的修憲計劃，實際上是對意大利政府的“歐洲主義”政治取向的拒絕。歐盟的信任危機正是“上下”矛盾激化的體現。

歐洲各國國內的“上下”矛盾也在加劇，甚至可能出現“翻盤”的極端後果，法國就是一個典型。法國極右翼的國民陣線提出“法國優先”“限制移民”“退出歐元”等主張，得到社會民眾越來越多的認可，最近幾年的全國性選舉中，國民陣線的得票率一路領先。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和2016年的大區議會選舉中，國民陣線在第一輪投票中的得票率都超過左右翼主流政黨，成為法國政壇第一大黨。2017年法國將舉行總統大選，瑪麗娜進入決賽已成定局，在“特朗普現象”的影響下，她最終奪取國家最高權力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因此她被稱為“法國特朗普”。

以上情況表明，在歐洲各國遭遇經濟社會危機的強大壓力下，“上下”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而“體制外”的極端主義勢力利用民粹主義迅速擴大隊伍和影響，在不同程度上顛覆了各國的傳統政治格局。“特朗普現象”在歐洲出現，這已經不是一個聳人聽聞的神話，而是一個歐洲必須面對的客觀現實。

“內外”矛盾增添歐美關係不確定性

“內外”矛盾顯然是指歐洲同外部之間的矛盾，而這裏特別是指歐洲同美國的關係。美國總統奧巴馬執政8年期間，由於美國實行“再平衡”戰略，美國在歐洲的“戰略收縮”趨勢明顯，導致歐洲的強烈不滿和擔憂。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歐洲各國政府反應冷淡，擔心特朗普對歐採取更加“孤立主義”的立場，普遍持觀望態度。

長期以來，北約是維繫歐美關係的紐帶，美國通過北約來掌控歐洲，而歐洲則通過北約來確保自身的安全。冷戰結束後，北約的作用下降，歐洲防務意識也明顯弱化，軍費開支大幅降低，絕大部分歐洲國家的軍費開支不能達到佔ＧＤＰ２％標準。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期間對北約的現狀極為不滿，認為這是一個“過時的組織”。他還要求歐洲各國不能無償地享用美國提供的防務安全保障。特朗普提出，美國今後將只對軍費開支達標（即佔 ＧＤＰ２％）的北約成員國提供保護。這一舉措將直接違背《北大西洋公約》的第五條款，因為根據這一條款，北約任何一個成員國遭到軍事打擊都將被視為北約遭受打擊而予以反擊。此外，特朗普的“親俄”傾向也令歐洲不安，美俄關係一旦改善，歐洲的安全防務結構將隨之改變，北約正在着手向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派遣常駐軍隊的計劃可能擱淺，這對中東歐國家來説是一個不祥的信號。特朗普一旦在改善對俄關係上採取實質性步驟，這將不可避免地加深歐盟內部的裂痕，而這一裂痕反過來也必將對歐美關係產生影響。因此，歐美關係未來演變將出現更多不確定因素。（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沈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