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中國人怎樣留學？

他們不是翻過的歷史，而是一百多年前的青年人，和今天一樣，有着青年人的追求和朝氣。

前段時間，電視劇《小別離》引發一波熱議。這部電視劇探討了中國父母送“00後”初中生出國的問題，恰到好處地反映了這一當下屢見不鮮的社會現象，擊中了眾多望子成龍的“中國式父母”的心。

留學不是個新問題，至少在一百多年前，中國人就開始將其作為一種“方法”。周恩來、魯迅、胡適、徐悲鴻、陳岱孫、錢偉長、費孝通……近現代史上有名的人物，當然還有更多無名的人物，都曾捲入這一潮流，留日，留歐，留美，留蘇。今天的留學各有各的考慮，而當時的出發點大都是為了共同的目標——救亡圖存、啓蒙革命。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激起三千年未有之留學潮。但他們不是翻過的歷史，而是一百多年前的青年人，和今天一樣，有着青年人的追求和朝氣。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的張倩儀曾主修文史和教育學，教育一直是她關注的重點。在《大留學潮》之前，她曾寫過另一本書《再見童年》（1997），是從民國人物的童年線索中探討當時的成長教育問題，描述西風東漸下兒童生長環境變遷。而這本《大留學潮》可看作是其續作，考察了那一批身處動盪社會中的人從童年到青年的軌跡。“成長教育有非常多的共通性，背後是時代的變化和中國原來的基礎，這影響他們日後成為一種怎樣的中國人，有怎樣的中國行為、思想和習慣。”

留學自然是一種個人行為，但在新舊時代交替的關頭，相互呼應，匯成了一股洪流，從而推動更多的人加入這一行列，成為一種集體意識。他們為何選擇留學，又是否通過留學達成了原本設想的目的，這個問題成為貫穿全部材料的一根主線。

1.做起留學夢

第一個到美國留學並獲得學位的中國人是清末的容閎，他1854年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回國，二十年後，又向曾國藩提議選派一批幼童赴美留學。此舉獲得曾國藩支持，從1872年到1874年這幾年間，每年政府派出30名。然而在1881年，清政府緊急召留美幼童回國，計劃夭折。很多年裏，留學都是零星行為，極為罕見。

情況在1896年出現轉變。此前，中國剛剛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中國知識分子深為震動。這一年，清政府派出13名留學生去日本，後來成為國家政策。同時，民間心態也有所轉變，不少年輕人看到“日本維新以後，政治工業，效法西洋，進步很快，猶以海陸軍更優，且學費亦省”，因而選擇自費留學也不在少數，開啓了延續幾十年的留學潮。

留學，很快成為了當時中國青年的夢想。加之清廷廢除科舉，斷了傳統讀書人的上升途徑，留學成了新的前途出路甚至鍍金方式。留學生一時身價百倍，引人豔羨，競相追逐。歷史學家蔣廷黻在回憶錄中就寫道，1907年時，正在上中學的自己有一次看到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堂兄弟穿一身白制服，令鄉人側目，羨慕不止。因此他發誓説，“如果東洋唸書就受到如此的尊敬，將來我一定要到西洋去唸書”。後來，他果然去到了美國留學。

季羨林也有一段類似的經歷。他從清華大學畢業後，難找工作，幸而母校山東省立濟南高中邀請他回校任教，工資優渥，生活滿足。然而不行，“別人出國留學鍍金的消息，不時傳入自己耳中。一聽到這種消息，就像我看別人一樣，我也渾身發抖。我遙望歐山美水，看那些出國者如神仙中人”。

從個人的角度説，留學自然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但當其成為一個集體行為，背後就有更強大的驅動力，也就是救國報國，學成有用的人才，為國家作貢獻。特別是辛亥革命覆亡清政府後，留學生們精神為之一振，目標更加明確起來。譬如外交家顧維鈞1912年被袁世凱政府聘為秘書，彼時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為了為新政府效力，他趕寫畢業論文，以便早日回國。

與“留學夢”相伴相生，當時國內流行着各種各樣帶有舶來性質的思潮，實業救國、科學救國、軍事救國、教育救國乃至體育救國、學術救國等都各自有一批擁躉，吸引着留學生從不同的路徑去探索“救國”的課題。不過，儘管青年人的熱情令人深為震動，儘管他們給中國帶來了廣泛的影響和氣象，但當時的國家千瘡百孔、積重難返，“留學”能開出藥方，卻不能予以根治。歸國的留學生們，很快被捲入政治的動盪和戰爭的顛沛中，為大時代所掣肘，不得不漸漸偏離了邁出國門時的目標。然而他們留下來的精神，和一代人之學術，卻值得後來人珍視。

跳脱出中國的特殊環境，將“大留學潮”置於世界近代史和人類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下去考察，會有更深刻的洞見。它牽涉的不僅是一國時事，而是現代化的進程。

2.錢從哪裏來？

留學需要用錢，而且是很大一筆錢。據統計，1934年左右，公私留學費用一年要2000萬元。這是什麼概念呢？當時1000萬元“若拿來辦大學研究所，可辦一二十個有餘，用它半數亦有十個八個不愁經費設備無着”。

錢從哪裏來？一種是國家花錢，即申請選派的公費留學。公費留學中包括國家公費和各省省費，其中最穩定、最大宗的就是為人所熟知的庚子賠款資助留學。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根據隨後簽訂的《辛丑條約》，中國要分39年向八國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此即“庚子賠款”。後來，各國退還了一部分，清政府用這部分錢發展教育，派學生留學，還建成了清華大學。其中，以美國退款最早、最周詳，掀起一陣公費留美的高潮，其中就包括胡適、金嶽霖等人。美國支持退款留學，有培養一批親美人才的考慮，但從客觀上説，也讓中國得以有一筆穩定的錢來發展科教。

與公費生相比，自費生若不是出身大富大貴之家，就捉襟見肘得多。但中國人向來重視子弟前途，不惜變賣家產、親友相幫籌款來送子出行。譬如巴金，想向大哥要一筆錢去法國，大哥回信説家中現在入不敷出，籌款困難，勸弟弟過兩三年再去。巴金執拗不讓步，大哥只好匯來錢，讓他去法國。

“勤工儉學”也成為當時一個時髦的口號，一邊做工，一邊讀書，一方面掙出學費，一方面也響應“勞工神聖”的潮流。其中，因法國科技、文藝水平高，且一戰後法郎幣值低，尤以赴法勤工儉學為最，從1919到1921年，多達2000人左右，相當一次“工讀運動”。然而，聽起來美好，但現實確有很多誤會，在法國“勤工”不是洗洗盤子刷刷地板，很多都是貨真價實進入大工廠工作，勞動強度大、時間長，對體力要求很高，經濟窘迫，又苦又累，一天下來只能“工”不能“學”。

1921年，赴法勤工儉學生爆發了大學潮，直接導火索是華法教育會通知斷絕經費維持，要他們自己解決問題。學生異常恐慌憤怒，還佔領了里昂中法大學。一部分學生被拘禁強制回國，陳毅即是其中之一。他回來後説：“留法的勤工儉學是寄在敵人底下，僅可供吾人的苦工訓練，不是解決問題的主義生活，差不多我來法的初志完全是失望了。”

勤工儉學是個創新的留學方法，能讓更多平民接受教育，結果卻是失敗的。但在做工中接受洗禮，這個運動後來趨向政治化，其中催生了一大批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如周恩來、鄧小平、聶榮臻、陳毅、李立三等。

3.戀愛婚姻悲喜劇

在傳統的中國父母眼中，傳宗接代是一件大事，但留學生正當婚娶卻一別數年，讓這一夙願難以了結。因此，在留學生出國前，父母就常常做主為他們結了婚，甚至生了子。

但留學生思想新潮，多數講究自由戀愛，反對舊式婚姻，更擔心娶個大字不識的小腳太太會束縛自己的前途和自由，因而常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加反抗。父母有時只好聲稱家中有變故，“騙”留學生回來結婚，遇上抵死不從的，只好解除婚約或勉強將就，有時竟會釀成一出女性被拋棄的悲劇。

不過，這種事個別時候也會歪打正着成了喜劇。劇作家歐陽予倩即是如此，他留日剛回來，家裏就叫他娶親。他決定結婚三天後就跑，其他人都為之着急，唯獨丈母孃不驚不亂。果然，三個月後他都沒走。原來這位夫人十分聰明能幹，詩文繪畫都不在丈夫之下，歐陽予倩和她情投意合，還想帶她一道出洋。

出洋的留學生正值情感悸動期，也會在異國他鄉上演一出出羅曼史，加之留學環境自由無拘，男女關係有時比歐美還開放。郁達夫在《沉淪》等小説裏寫到的那種含着慾望的愛戀情緒，就時常折磨着好些留日青年男子。歐陸一戰後男女比例失調，種族歧視也沒有英美嚴重，娶法德女子不是難事。詩人李金髮和畫家林風眠就趁馬克貶值一起去了德國，還都娶了德國妻子。不幾年，林的妻子死於生產，他又續娶了法國妻子。

赴美留學生則多以中國女子為婚戀對象，只是苦於僧多粥少，競爭激烈。東岸女校的宿舍院子裏，每逢放學，就擠滿了來看女友的哈佛、麻省理工、波士頓大學的男生。也有大膽的中國男生受美國約會文化影響，去和美麗熱情的美國姑娘交往，只是成功率比較低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