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汪熙逝世 如果他還健在將如何判斷中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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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歷史學家汪熙逝世 如果他還健在將如何判斷中美的未來？新民晚報新民網 李永生 製作
【新民晚報·新民網】著名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第七屆上海市政協原常委、中國民主建國會上海市委員會第六、第七屆常委汪熙，於2016年12月26日凌晨2時30分逝世，享年97歲。
中美關係是汪熙先生一生用力最多、貢獻最大的研究領域，93歲時還出版了《美國海軍與中美關係》一書。他對中美關係及研究常有洞見。改革開放之初，他曾發表《略論中美關係史的幾個問題》一文，提出“對美國我們不僅要研究其侵華的一面，也要研究友好往來的一面”。當時，中美兩國雖然已經建交，但學術界主流仍是美國侵華論。學界反響激烈，有學者寫批評文章，題目就叫做《是前進還是倒退》。他主編的《中美關係研究叢書》，是國內第一套系統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術著作，今天很多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都是從讀這套書開始的。去世前數月，他的學生、現復旦大學美研中心主任吳心伯到他家中，他們還熱烈地討論過美國大選的結果。
時至今日，美國大選特朗普獲勝，接連發生的特朗普與蔡英文通話事件和中美南海潛航器事件讓人們對中美關係的未來充滿猜測。如果汪老先生仍然健在，他會怎樣看待中美關係的走向？
第一次人生傳奇：飛越“駝峯”航線輾轉抵達美國求學
汪熙出生於安徽休寧，早年隨父親東奔西走，眼界開闊，1944年時考取赴美留學的資格。他的一生有許多個傳奇，第一次當屬飛越“駝峯”航線輾轉抵達美國求學。
受時局影響，汪熙先後在南京、重慶和成都讀完高中和大學，之後在重慶一家保險公司做事。1943年，正好國民政府組織留美考試，這是抗戰多年來政府組織的第一次出國考試，他一試便考取了。
△ 汪熙在印度孟買
△ 在美國留學時的汪熙
汪先生曾經回憶：
“那時很多地方都被日本包圍，很難出去。從重慶乘飛機出發，直飛印度的加爾各答，途中要飛過喜馬拉雅山，這是抗戰時期著名的“駝峯航線”，當時10次飛行中就會有一到兩次要出事，他們那次很幸運。然後我們從加爾各答乘火車到孟買，再坐美國運兵船到美國，那也很危險。每天早晨船長都叫他們穿上救生衣，到船舷上準備跳海，因為早晨是最危險的時候。
船繞過澳洲南邊，抵達美國的西海岸，路上大約30天。船不是直走的，而是zigzag（蜿蜒曲折），因為怕日本的潛艇。當時出國説是自費，考取了之後，要自己拿錢。但那時的自費和現在比起來，等於是公派。因為自費是要拿錢去買外匯，但是外匯的官價和黑市有很大差別。他結了匯之後，再把外匯賣掉，得到些錢。在黑市結的法幣，再用官價賣，他預售了外匯500美金就出國了。”
在美期間**始終對歷史充滿興趣
初入芝加哥大學，汪熙發現語言不行，就和校長説，可否先找附近的學校學習英文。校長就介紹他到附近的比諾特大學學習。當時他是學校唯一的中國人。汪熙去美國以後一直讀的是經濟，但對歷史充滿興趣，一直選修歷史學的課程，經濟史學得很好。他生前説過，他在國內大學時讀書時，是一位教歷史的先生的得意門生，那是一個姓梅的法國留學生。考試的時候，他經常表揚説：“汪熙啊，我給他101分！”雖有些誇大，但意思是答的很好，他很滿意。所以，汪熙對歷史一直很有興趣。
汪熙在比諾特大學學習後，又到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了一個學期。暑假時與哈佛大學陳觀烈（原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教授）、譚崇台（武漢大學商學院教授)、陳文蔚（美國馬瑞特大學經濟系、商學系教授）一同到康奈爾大學共度暑假。他一直想學國際貿易，因為當時國內急需經濟管理類人才，後來又讀了國際貿易和保險。在那裏他也一直選修關於歷史方面的課程。
汪熙説，在美國5年對他影響很大，雖然後來主要研究歷史，但研究方法與在美國學到的東西有很大關係，有很多是學院式的研究方法。所以，他也一直鼓勵學生到國外去學習一段時間。這也是因為他認為對兩國交往的研究，“看清對方很重要，但這不是一件容易事，這是一種專門學問，是社會科學各種學科綜合運用的產物，如有可能，還應加上直接觀察的印象”。
在美國，他還收穫了一生摯愛。1940年代後期，汪熙與董幼嫺女士在美國費城舉行婚禮。他在文集《求索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的扉頁和序言中寫道：“謹獻給愛妻及摯友董幼嫺，感謝她的一片愛心及長期以來對我的支持和幫助。”汪熙先生的忘年交、復旦歷史系資料室主任傅德華老師透露，汪先生的夫人董幼嫺（1920-2011）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家，她在抗戰時期就參與中國的民主運動，在1945年參與發起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1949年之後，董幼嫺女士歷任民建中央常委和第七、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
△ 1940年代後期，汪熙先生與董幼嫺女士在美國費城舉行的婚禮照
1947年，汪熙先生從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畢業，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 汪熙在美國的畢業照
1947年12月，他從美國回到中國，在廣州民禾相油出口公司工作，同時在暨南大學兼課。1949年之後，他先後在重慶、北京和上海等地的銀行系統工作。1956年，他調到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工作。1958年9月上海社科院成立，他所在的經濟研究所合併到該院。1966年“文革”爆發之後，他於1968年12月從上海社科院下放到上海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他的身體很棒，被安排到上海耐火材料廠工作，俗稱“戰高温”。1976年2月，汪先生調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工作。
△ “戰高温”時期的汪熙。學生説，汪先生身體好，才能扛得住。他72歲時，還從徐匯的家中騎車到復旦給學生上課。
首提研究“中美友好往來的一面”**，掀起軒然大波
汪熙去世後的兩天裏，他在1970年代末期教的一批弟子紛紛在朋友羣中回憶他當年引起軒然大波的一篇文章《略論中美關係史的幾個問題》。這篇文章在國內學術界第一次提出研究中美關係時，不僅要研究美國侵略中國的一面，還要研究中美雙方友好往來的一面。這當時對大家的衝擊是很大的，因為我們當時能夠看到的書都是美國侵華史，所有講中美雙邊的關係的書都是關於美國侵華的，所以這篇文章出來以後也是掀起了軒然大波。
汪熙多年之後接受訪談時説：“那個時候在復旦的好處，跟我原來想象的差不多。有一個比較寬鬆的學術氛圍，不像有些地方卡的很緊。《略論中美關係史的幾個問題》在文革剛剛結束後發表，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我覺得研究中美關係，應當是辯證的，不應當是孤立的。不僅有中美兩方面，還有國際的各種因素，也就是客觀的歷史分析的態度。我考慮到中美關係史過去的研究方法不是正確的道路，這對國家也是不利的。片面地、不真實情況地反映，對國家掌握政策也是不利的。所以我想來想去，就寫了這篇文章。”
汪熙曾説：“我們那一輩沒有到美國的人，始終是把美國人當作敵人來看待。應該看到美國可能是敵人，也可能是朋友，兩方面都可能，這是國家利益的問題。我對美國的認識，要比完全沒有到過美國的、完全憑着腦子想的人要好一點。”
在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工作幾年後，因歷史系近代史組需要人，汪熙一度做了近代史組長，之後再也沒有離開過歷史系。他説，也不想離開歷史系。他的博士點設在美國研究中心國際關係專業，但培養的人都在歷史系。當時美研中心的主任是謝希德，他是副主任。
△ 汪熙與復旦大學前校長謝希德
汪熙在學術上從來不迷信權威，默守成規
在當時，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理論是觀點是外國對華衝擊，中國反應，認為中國現代化的模式是西方文明衝擊的結果，這就是費正清的“衝擊-反應論”。後來就是他的學生柯文提出另外一個觀點，認為中國近代的發展，雖然外國影響很大，但中國經濟發展是中國內部的事情，應該研究中國社會的內部因素，這樣對能得到更加真實的結論，即中國中心論。後來，汪熙在《歷史研究》專門發了一篇文章，關於中國近代發展的內因和外因的關係，他有贊同和不同的觀點，認為應該內外因相結合來研究，不能只片面重視一種研究取向。他同時提出“移情”的觀點，設身處地地考慮問題，這樣才能得到比較符合歷史真實的結論，這在當時國內的學術界還是比較新的。那時他已經70多歲。
汪熙主編的《中美關係研究叢書》第一輯於1985年出版，至《美國海軍與中美關係》（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共25輯問世。這套叢書成為許多人研究中美關係的入門寶典。
△汪熙主編的《中美關係研究叢書》、《輪船招商局——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八》以及他的文集《求索集》等著作
汪熙對治學和學生十分嚴格。他的學生、現任復旦大學美研中心主任吳心伯説，恩師的治學之道是“持之有據，言之成理，反對淺薄浮躁的風氣，也不喜發虛妄之言。”他對學生要求極其嚴格，博士生寫的讀書筆記，如果他不滿意，必須重寫。發現有學生不好好讀書，他就到宿舍裏去了解情況。他希望學生多提問，講完課常常會逼同學提出問題來。
他輕易不給人寫推薦信，但只有他親手教過的才肯定，因為也得罪了很多人。當時找他寫推薦信的人有的很夠格、很有交情了，他都沒寫。但對於他認可的學生，他又是不遺餘力地推薦。吳心伯至今珍藏着在他畢業那年，有恩師親筆書寫的評語的推薦表格，將它與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書信保存在一起。
△汪熙為吳心伯親筆書寫的評語的推薦表格
△汪熙與博士畢業時的吳心伯
吳心伯：自己寫論文的資料是老師美國訪問時複印帶回來的
“作為他的學生，汪先生對我的影響應該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就是從學術發展來看，他對學生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那時候他強調，做學問要紮實，另外呢，學術觀點一定要持之有據、言之成理，他很反對那種很淺薄的、很浮躁的風氣，也不喜歡發這個虛妄之言。我們那時候寫的讀書報告，他佈置我們看書然後寫讀書報告，如果他看了不滿意得要重寫。
我的博士論文，當時這個題目就是汪先生幫我定的，他因為知道美國金元外交這個事情，美國學者做了一些研究，但是中國學者做得很少。他説這個題目很值得做，所以後來就確定了這個選題。但是因為這個題目涉及到很多美國官方的檔案文件，那時候還沒有條件到美國去直接查閲這些資料。他當時就利用他在美國做訪問學者這樣的一個機會，把相關的檔案的材料都複印了，還有縮微膠捲都買回來了，帶回來幾大盒縮微膠捲給我，那麼我就到學校圖書館每天在閲讀機上閲讀縮微膠捲，還有很多照片和複印的資料。如果沒有汪先生從美國給我寄來這麼多資料，這個論文沒有辦法完成。後來論文答辯的時候，評價是不錯的，後來也順利地出版了，作為汪先生主編的《中美關係研究叢書》的一本，汪先生還給我這本書寫了序言，評價也很高。
還有一個我就感覺，除了在我們求學這個階段他非常關心以外，工作以後他也十分關心。我記得當時找工作的時候，他希望我能留在復旦，當時留校機會很緊張，所以他當時找了美國研究中心的謝希德校長，找了學校校方領導，堅持要我留下來。當時畢業的時候，工作去向在填表的時候，汪先生專門寫了一大段話，強調我應該留下來做學問，否則可惜了。我今天早上還剛把這份東西找出來，這是當初汪先生用手寫的，填的這份表，就是建議我應該留校工作。正式工作之前，我記得當時汪先生讓我到他家去一趟，花了一個多小時，專門跟我談美國研究中心的情況，談工作以後要注意哪些事情……還給我送了一個公文包，就是以後工作了這些東西用得着。”
人雖故去，但留下的方法論已足以引導中美關係思考
雖然汪熙先生已經逝去，中美關係的走向無從問起。但是他在遺著中留下的方法論，已經足以引導人們對新時期、新情況下的中美關係作出冷靜、客觀的觀察。
汪熙在2014年談中美關係的研究時説，他一直認為中美關係研究，不僅要研究中國，還要研究美國，不僅要研究美國對中國的影響，也要研究中國對美國的影響。既要研究影響，又要研究根源，這要研究這種影響的結果是什麼。
現在中國的綜合國力已非同日而語，討論世界形勢和國際關係離不開中美關係的研究。如今的中美關係介於衝突與不衝突之間。2011年，美國提出了亞太地區再平衡戰略，意味着美國在亞太地區會對中國區域影響力進行遏制，但很多現實的問題又註定了中美之間不會爆發大規模的衝突。
他曾在2005年發表文章紀念《中美關係研究叢書》出版20週年，文中提到：
“中美兩國都是太平洋兩岸的大國。它們在國際上縱深與橫向的影響，無論從經濟發展還是安全因素上講都是深遠的。兩國關係相處的好壞，其影響所及不會僅限於兩國的雙邊關係，而是將覆蓋地球上的一大片地域，甚至牽動全局。這兩個不同地區、不同人種、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歷史背景的大國將會發展成什麼關係呢？是敵還是友？是禍還是福？未來的發展可以借鑑歷史。歷史可以使我們更聰明一些，減少一些盲目性。”
弟子分析中美關係
他的第三代弟子馬建標説：“關於當前的中美關係，汪先生曾經有這樣一個帶有規律性的判斷：中美關係雖然很複雜，有時候和平，有時候衝突，他覺得也不用過於擔心，他説，中美關係是介於衝突和不衝突之間的。比如説，特朗普上台，這出乎很多中國研究美國問題專家的預料。那麼如果按照汪先生生前這句話，特朗普他無論表現得如何激進，中美關係在衝突與不衝突之間，他也不會走得太遠。因為他儘管是一個所謂半路出家的、意外當選的一個總統，他的思想再與前人不同，但美國的國會、美國國內的一些輿論會制約他的政策，所以不會走得太遠，均是符合這個衝突與不衝突之間。其實我也很贊同汪先生這句話，我們看兩百年來的中美關係史，出現過很多個像特朗普這樣的人當總統，一開始表現很激進，但最終他們還會要慢慢地扶上軌，走上這個正確的軌道。”
他的得意弟子吳心伯這樣分析最近中美兩國之間發生的一些事件：“我覺得在台灣問題上，我們最近的處理是兩手。一手是對美，那就是給特朗普敲警鐘，因為他現在還沒有執政，但我們要告訴他，一箇中國原則是不可以做交易的。儘管你想打台灣牌來得到經貿上的好處，但是這兩個問題是不能掛鈎的。同時我們也在推動奧巴馬政府，畢竟目前還是奧巴馬政府代表美國官方的政策，讓他來強調美國的一箇中國政策是不變的，也讓他來告誡特朗普的團隊，就是在台灣問題上有一條紅線是不能過的，這是對美。另外一手呢，就是對台灣，那就是懲罰台灣做的小動作，那就是最近我們看到的，比如説我們和台灣的一個“邦交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建交，也就是在國際層面上來遏制台獨。我相信，接下來我們對台灣還有其他的懲罰措施。所以，在台灣問題上，我想最主要的就是，今天我們的力量和實力已經能夠主導台灣問題的走向，我們要儘可能地縮小、減少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因素，就是你不能靠美國，而是儘可能地讓美國因素淡化，讓他不能夠來影響台灣問題的走向，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麼關於南海問題，我覺得，今年下半年以來，南海的局勢峯迴路轉，形勢在向着我們有利的方向發展。那麼如果美國還繼續插手南海問題，想挑起事端，我想我們要給予回擊。所以最近我們在海上對美國的潛航器採取的行動，實際上就是敲美國的警鐘，就是在南海問題上，我們不懼怕跟美國的對抗。”
文/新民晚報首席記者 姜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