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區貧困的變化現實 - 彭博社
Tanvi Misra
一般來説,人們並不將貧困與郊區聯繫在一起。這部分原因使得這成為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拉塞爾·塞奇基金會郊區貧困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在大眾想象中,它常常不被視為一個大問題。相反,“內城區”——貧困的黑人城市社區的代名詞——受到的關注(如果不是資源的話)更為顯著。
雖然一些社區已經努力尋找地方解決方案,但總體而言,美國郊區日益嚴重的貧困問題被允許滋生和增長,這一切都受到大蕭條的催化。同時,居住在郊區的人也發生了變化。隨着城市變得越來越昂貴,移民和有色人種社區在城市核心之外找到了自己的家——卻不得不面對他們曾經逃離的同樣問題。
彭博社城市實驗室美國人如何投票導致住房危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為轉學生提供專門建造的校園住所熊隊首席警告芝加哥缺乏新NFL體育場的風險羅馬可能開始對特雷維噴泉收取入場費在他的新書,需要關注的地方,斯科特·阿拉德,華盛頓大學公共政策教授,深入探討了關於貧困地理變化的數據層面,揭穿了關於哪些郊區變得更貧困及其原因的誤解。城市實驗室與他進行了對話。
每種類型的郊區都有貧困問題嗎?
我們關於郊區貧困的討論中有很多説法:“好吧,郊區可能確實是老舊內層郊區與城市中更高貧困鄰里接壤的問題。”但貧困在所有大都市地區的郊區普遍存在,無論是新郊區還是舊郊區。事實上,變化的速度在1970年後建造的新郊區中比在舊郊區中更為嚴重。當你將郊區地區分開時,新郊區的貧困人口總數超過了舊郊區。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
話雖如此,變化的情況相當多樣。你可以找到老舊或新建的郊區,看到貧困急劇增加,也可以找到其他地方,情況沒有太大變化。
老舊郊區與新興郊區的貧困體驗差異,往往在於與中心城市的距離。低收入成年人面臨交通和就業機會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任何地方都很重要,但在外環郊區,距離更大。兩種類型社區中的低收入家庭常常經歷與機會的隔離、種族隔離以及在政治上的邊緣化。居民可能在地方選舉機構中沒有代表。這對於移民和有色人種尤其如此。
您在書中論述郊區貧困是每個人的問題。您的研究中有哪些人口統計證據支持這一説法?
您會看到郊區各個種族和族裔羣體的貧困率相對一致地上升。白人中的貧困增加幅度大且顯著,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增加幅度也是如此。白人在郊區的貧困人口中仍佔多數。
還有幾個其他的人口變化也很重要。一個是郊區單親家庭的比例增加。我們知道這些家庭最容易陷入貧困。貧困問題特別嚴重的郊區地方,往往是那些人口中沒有高中以上高級培訓或教育的比例較大的地方。
郊區貧困上升的一個現實是,它並沒有伴隨城市貧困的減少。我們在郊區地區缺乏解決這一問題的能力。這反映了今天勞動市場的現實,在郊區地區不再有大量高薪、低技能的工作。而那些對沒有大學學位或一些高級培訓的工人開放的工作,往往無法將他們的家庭脱離貧困。
你還複雜化了這些地方變得更貧窮的概念,認為這僅僅是由於貧困移民和有色人種的湧入。遷移在貧困郊區化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關於郊區貧困問題上升的一個常見敍述是,這源於貧困家庭從中心城市遷出。當然,在某些地方,貧困的增加與城市的外遷有關。但這些遷移趨勢已經存在超過50年。幾十年來,中產階級和低收入家庭一直在從城市遷往郊區,尋找更實惠的住房、更安全的社區、更好的學校和更多的社區設施。這種模式今天依然存在,但在許多地方不太可能是最大或最重要的因素。事實上,最重要的因素是勞動市場的變化——高薪低技能工作的數量下降。
移民到美國是一個與貧困地理變化相關的重要人口趨勢。今天,更多的移民在抵達美國時選擇在郊區定居,這在美國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些移民家庭通常在多份工作中辛勤工作,但收入不足以將他們的家庭脱離貧困。一些社區的全球移民數量顯著增加。但這是所有社區都經歷過的——城市、郊區,甚至農村也是如此。而且,再次強調,這並不是推動這些趨勢的最大因素。
你看到這一點是因為郊區貧困人口的增長速度約為人口增長率的三倍。這意味着有很多在郊區生活了很長時間的人,要麼一直處於貧困狀態,要麼隨着時間的推移陷入了貧困。
為什麼郊區如此缺乏應對這個問題的能力?
自從反貧困戰爭以來,聯邦和州對反貧困項目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和城市縣。而我們在城市中建立了廣泛的非營利人類服務能力。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1960年代,貧困高度集中在城市中,並且至今仍然如此。郊區貧困上升的一個現實是,它並沒有伴隨城市貧困的減少。但我們在郊區地區缺乏類似的能力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公共投資需要跟上貧困地理變化的步伐。
我們缺乏非營利人類服務能力的一個原因與我們對貧困的城市化認知差距有關。在許多郊區地區,非營利組織很難從慈善基金會吸引資金,部分原因是這些基金會並不瞭解其大都市郊區的貧困問題,或者他們無法在城市之外提供資助。
此外,當你試圖在郊區地區提供人類服務項目時,會遇到很多碎片化的問題。在一個大型大都市中,一個典型的食品銀行可能需要跨越幾個縣的邊界,涉及數十個市鎮和許多不同的學區。這項工作可能很困難。並不是所有社區都支持或有資源來支持這一使命。這種碎片化還造成了競爭壓力,沒人真正願意將自己的資源投入到反貧困項目中,因為他們可能擔心自己的公眾形象。沒有哪個郊區社區希望被認為是貧困的地方。有些地方還擔心,如果他們提供反貧困服務,最終會吸引貧困人口,儘管這不太可能是事實。
你認為在當前政府下事情可能會如何變化?
我在書中反駁的一個錯誤敍述是,貧困是城市的問題,尤其是有色人種的問題。這是當前政府政治言辭中的一個重要元素。貧困問題存在於我們所有的社區。它影響所有種族和民族的各種家庭。這種言辭創造了對貧困的“他者化”,並削弱了我們對安全網項目和服務的支持。言辭真的很重要——它直接影響我們對責任的看法,以及我們認為誰值得幫助。
正在討論的聯邦預算提案和醫療保健法案將削弱安全網中一些最關鍵、最具響應性的部分。例如,SNAP計劃是我們最成功、影響最大的反貧困項目之一。無論貧困存在於何處,它都能有效應對。所得税抵免也是如此,這是一個通過税法運行的項目。我們應該採取措施來擴展、增強和加強這些項目,或者至少維持我們對它們的承諾。目前的聯邦預算[提案]並沒有做到這一點。
它們也不會加強郊區服務提供者的能力。事實上,它們將大幅削弱現有的微薄基礎設施。例如,許多提供給低收入家庭的服務是通過醫療補助資助的。[這些以及其他對安全網的削減]將在下次經濟衰退中導致雙重打擊。
您有什麼建議來減少郊區貧困嗎?
首先,我們需要保持對我們知道最有效減少貧困的安全網項目的公共承諾。還有理由認為,我們應該擴大對服務的聯邦投資,以便在郊區和農村社區建立能力。
我們還需要考慮我們的私人承諾。這部分是超越一些認知差距,確保我們擴大個人慈善事業,以支持在郊區和農村地區的工作。
最後,我們需要開始思考如何培養和培訓下一代地方非營利組織領導者。這些年輕人來自有色人種社區,來自經歷過貧困增加的社區,他們不僅能夠思考創新解決方案,還能夠在社區信任和文化能力的基礎上實施這些解決方案。
如果我們不作為大都市地區共同採取行動,就不太可能解決城市或郊區的貧困問題。我們的勞動市場緊密相連,有充分理由相信我們的反貧困努力也是緊密相連的。如果我們不共同努力解決影響兩個地方的貧困問題,我們就不太可能在任何地方成功減輕貧困。